中國的官場已經成為全世界精神疾病的多發地和最危險的策源地。
遠的不說，就說今年。王局長一出事，重慶有人馬上就放風，說他早有精神抑鬱，言下之意是他的話不足信，他這個人也必須被隔離。谷女士一出事，馬上也有類似的風聲，無非是說這個女強人恐怕難以為其最強的行為負責任。
近年來，中國官場自殺的消息頻頻震驚世界，第一時間發表的原因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消息常常是工作緊張導致的心理壓力和精神抑鬱。前一陣甚至有人警告：中國官場心理和精神疾患如此嚴重，說明中國的官已經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一下子，那些春風滿面的官吏的形象竟然一落千丈，跌到和民工甚至訪民類似的地步，向社會哀哀求告同情和憐憫。
中國soso 百科用調侃的語氣說，「官場抑鬱是一種流行於中國官場的常見病、多發病。以情緒多變、行為無常、畏罪自殺為典型症狀。官場抑鬱症嚴重威脅官員的身心健康，影響黨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隨著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強，官場抑鬱症導致的官員自殺現象有所加劇。」
但中國很多人寧願相信另一種解釋：中國官場官員自殺背後有潛規則，只要是抑鬱自殺，真正的死因就會被掩蓋。這就是說一死百了，身後不追究，死人不會說話，有關的上司同僚得益的親戚朋友一干人等都可保全，真所謂犧牲小我保護集體。這樣說來，那個「弱勢群體」其實倒成了最值得人們敬佩的「烈士」群體。
但最近另一個自殺案例使得人們對官場自殺這個現象刮目相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的主編徐懷謙8月22號跳樓自殺後，他生前說過的一些話在網上流傳。很多人認為這些話很可能反映了徐先生臨終前的心境，所以他可能是以死明志。
這些話包括：「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寫雜文謀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無法脫離體制，那樣就得舉家食粥了。」
「沒有個體生命的張揚，只有整齊劃一的思維，只允許一種聲音，這樣的時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稱不上盛世的……以專制手段維持下來的盛世，表面上掩蓋了社會矛盾，但卻無形中延緩了自己前進的步伐，拉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
「有人說，這是一個平庸的時代，一個物質的時代，一個娛樂的時代，一個缺乏大師的時代，可是，我們不能把什幺過錯都推給時代。一個人左右不了時代，卻可以左右自己的臉──它可以不漂亮卻不可以沒內容；它可以很醜，卻不可以沒有個性」。
這樣看來，徐氏是性情中人。不管他是不是以死明志，他在那個特別的官場中的苦悶是很深重的，心理壓抑是很難承受的。中國網民說得對，「‘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一個人長期在這種狀態下生活，不出心理毛病是不可能的，不患抑鬱症也是不可能的。」
應該說，徐先生的官不但不大，「含金量」也很低。但這個位置很可能使他能更多地接觸到官場和社會的那些讓他苦悶，壓抑和憤懣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別人看到了可能還可以說，他看到了偏偏不能說。如果是這個原因使得他難以在這個世間再生活下去，那麼人們在為他感嘆的同時也應該惋惜，因為當今世界—不止是中國—這樣的性情中人實在不多了。
一樣的官場，不一樣的抑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