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年累積的體制弊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變得愈發刺眼，不僅消減宏觀調控政策效果，也漸成為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桎梏。
無論是初衷良好的結構型減稅，抑或其它旨在穩增長的擴大投資等，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在中國」官本位」以及」對上不對下」的定勢思 維下，執行過程中屢屢被大打折扣，其背後的原因無外乎相關政府部門基於各自利益各唱各調，以及層層疊加的審批管理許可權和行政執法中的隨意性。
「中國的很多問題亂就亂在審批上，審批的核心就是不願放鬆對權力的把持。」中國國家信息中心高級研究員祁京梅稱，「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企業應該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主經濟體，企業的發展不應跟著政府的指揮棒亂轉。」
她指出，在現實中企業的投資生產活動往往過多地被政策影響，保留著許多計畫經濟的影子。或許這也能道出中國為何屢屢出現電荒、油荒、氣荒，但相關行業的改革卻一直無法推進，「打破壟斷」喊了數年，但壟斷壁壘卻越來越厚的重要原因。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進不力，與還權於民的期望有相當大距離。這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事實上，上述所有問題的解決，最後都可歸結於政改的問題，繫於政改的深度。」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近日撰文表示。
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志武在其微博中則明確表示，經濟下行是體制所致。近來中國經濟數據繼續走弱，特別是民企狀況不好，一般認為是歐美經 濟所致，其實更重要原因有三：新《勞動法》以及各地不斷升高的最低工資使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不受制約地增長的企業稅負；繼續強化的國進民退。「這三座大 山擠壓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間？」
中國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7.6%，創下逾三年來新低。而剛剛公布的8月製造業PMI數值，無論是跌破榮枯分水嶺的官方數據，抑或創41個月低點的匯豐數據，均暗示中國三季度經濟探底仍在繼續。
政策美意總被打折
為抑制經濟下行勢頭，中國明確提出將「穩增長」放在重要位置。除擴大及穩定投資外，亦在穩步推進擴大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試點範圍等結構性減稅舉措。不過來自企業的微觀感受卻難同步，尤其是經濟下滑未止時，企業對稅負輕重的痛楚尤為敏感。
「中國一方面強調為企業減負減稅，另一方面年初確定的財政收入目標仍然高達9.5%，而財政收入是以現價為基礎的，在CPI下行以及經濟減速的大背景下，財稅部門要完成目標自然是想方設法。」一位不願具名的官方人士稱。
此外，多如牛毛的各種收費以及其它非稅收入，地方政府管理部門在增收方面的隨意性，以及諸多基層執法過程中對政策的隨意裁量均讓良好的政策初衷蒙上陰影。結構性減稅的美意正因非稅收入大增恐落得「雷聲大雨點小」。
即使是作為今年結構性減稅重頭戲的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在北京從事禮品生產和銷售的金總對此也並不樂見。
他抱怨說，以前只要繳納5%的營業稅，現在雖然可以抵扣，但在購買原料的時候就必須要求對方開發票，這樣成本又要增加，且增值稅稅率要比營業稅率高，而且必須購買稅控機和相關設備，都要到稅務機關指定地點去買，價格比市場價高出許多。
「最終結論是國家一點不吃虧，稅收一點沒減少，該收不該收，能收不能收的反正都收了，但卻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他稱，「我寧願稅局按多少個點的定額徵稅，而不要搞這麽複雜的計稅方法。」
而政策效果背離初衷的例子在中國諸多領域也不勝枚舉。
祁京梅提到，中國正在大力培育新興產業，並給予一些領域財政補貼。政府初衷是希望盡快扶持這些企業做大做強，但結果是很多企業並不是順應市場需要而是為了獲得政策支持和財政補貼，一窩風上馬，結果企業沒做大做強，反而讓整個行業的產能面臨過剩。
「鋪天蓋地的政策扶持往往會造成經濟上的透支，到後來再去想辦法彌補，往往是得不償失。」她認為。
經濟問題背後難掩體制硬傷
很顯然，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背後更凸顯出體制弊端的制約，尤其是面對經濟持續探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對兩極分化加劇的社會矛盾，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客觀現實面前，體制的硬傷越來越成為一種阻力。
「我們很多時候各部門出的政策就是各唱各的調，都是站在自己部門利益上制訂的，根本沒有從大局考慮的意識。」中國社科院一位教授在內部一個講座上就公開批評，「因為我們的體制是對上負責而不需要對下負責，只要上級部門認可就行，必然會導致這種結果。」
他以金融行業的政策為例指出，經濟下行時必然帶來銀行壞帳增加的風險，儘管從金融監管部門角度強調風險管控沒有錯，但如果這個時候過份強調控制風險，並在監管上過於嚴苛，對正在下行的中國經濟只能是雪上加霜。
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此前就曾撰文稱，當前中央要求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由此政府各個部門出臺政策的頻率和數量都較以往明顯增加，越是這種情況就越需要加強部門溝通，確保政策協調，防止政策疊加或沖抵，造成調控過度或不足。
他指出，特別是隨著中國有效信貸需求的下降，寬鬆信貸的政策效應正在邊際遞減，迫切需要財政政策以及其他相關政策跟進。
而路透此前專訪的諸多經濟學家們在談及中國當前經濟形勢時，也不約而同地提到，諸多經濟問題的核心最終都歸結到體制問題，尤其是很多市場化的經濟活動卻必須通過行政審批，導致權力尋租和腐敗，繼而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
正值換屆的中國政府顯然也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總理溫家寶今年在多個場合強調要深化改革，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活力，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體制弊端積重難返
眼下，中國在面對增速放緩的客觀經濟週期時，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矛盾加劇，驅動改革消彌體制方面的弊端，彰顯社會公平就顯得更為迫切。儘管中國已經明確提出改革要有頂層設計，關於改革的內容也年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和發改委的年度工作計畫中，但現實推進卻相當緩慢。
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就指出，中國經濟社會的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
他認為，大眾對這些醜惡現象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的正道，在於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他指出，中國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 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近年來中國改革處於停滯狀態，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文字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