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其實是黨化教育
香港特區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課程，惹來學生與家長乃至泛社會的強烈反彈。這套由香港土共主導編寫的課程教科書塞進了一堆洗腦式謊言和讕言，竟稱西方民主憲政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又盛讚中共是「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這和大陸狼奶式灌輸如出一轍。如此精神垃圾，連國內網民也嗤之以鼻，遑論在教育程度高、公民社會成熟、資訊自由的國際大都市香港。
對比之下，英治時期的公民課和這套「國民教育」教科書實有雲泥之別，而這恰恰是中共立心洗滌香港公民意識的原因。自九七回歸，中共就挖空心思強化對港人的洗腦，漂白已深植人心的普世價值，哪怕成年這輩人一時間難以「改造世界觀」，也要攻克香港下一代的心靈，全力灌輸愛國至上的臣民意識，所謂「國民教育」說穿了就是「黨化教育」。
公民與臣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參與公共事務；而臣民則是人格依附、沒有公共參與和責任感的專制社會的產物。在過去的帝制時代只有臣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的戊戌變法，當時嚴復提出要培養「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的新人，只有具備智識、力量、道德，才能實行自治、享有自由，這就是公民的雛形。清末鄭應觀的《盛世危言》也提出社會教育的思想，他指出：第一，西方的報紙讓國民瞭解天下事，各種問題在報紙公開討論，這就是對人民的教育；第二，新聞媒體是人民表達意見最重要的場所，也是人民終身受教育的地方；第三，不讓人民辦報議政，國家政治就不能除弊興利。
在文明大潮的裹挾下，清末新政廢除科舉、興西學、辦新式學堂，相當程度上借鑒了西方國家公民教育的內容，由此培育出來的一批新人，注定要成為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
中國的公民教育運動
中華民國建立，就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因為清末修身課裡「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實」的內容，與新學仍有距離，於是在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增加了「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兩項內容。其後在山西太原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開始編寫中小學公民教材。到了一九二三年，公民課正式代替了「修身課」，這是中國破天荒第一次把公民課納入中小學課程。當時各社會團體也積極參與，中華民國開展了蔚為壯觀的公民教育運動。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宣布「軍政」期結束，開始「訓政」期，並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一九二九年四月公布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要把公民課和三民主義課合併，稱之為「黨義課」。把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圖騰化神聖化，這是現代極權主義的共同特徵，斯大林、希特拉、墨索里尼都是這樣做的。人民追隨所謂「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就不需要獨立思考，只做忠順子民和工具就夠了。所以當時以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份子對此堅決抵制。胡適當時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這所學校堅決不挂國民黨黨旗，不搞「孫（中山）總理紀念周」的活動。胡適還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尖銳抨擊黨化教育，他認為現代公民要獨立自信，而這種人格的養成，要對智識有好奇心，這才能對各種問題有獨立研究，思考得出的結果才是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確定了的；他們的問題是怎麼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和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和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情形，恰恰和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似。」
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大學者任鴻雋也毫不含糊地批評：「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正因為受到整個社會的強烈抵制，未幾國民黨政府就恢復了公民課。說來真是諷刺，正是因為國民黨的建黨方式很大程度是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學的，包括要搞黨化教育，也是同源同流，但國民黨政府畢竟沒有取消公民教育。李慎之在一九九九年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他回憶三十年代讀初中時就從公民課學到，什麼是政府的權力與責任，什麼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什麼叫公民，公民和過去稱之為「老百姓」的傳統中國人有什麼區別等等。
中共堅持專制政體不要公民教育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上提到「提高公民意識」，但這和他剛執政時提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一樣，都是葉公好龍，並沒有打算真去履行，或者說是中共這臺專制機器根本無法去依法和依憲治國。但「提高公民意識」這個提法，下面有人當真。以北京理工大學楊東平教授為首的一百多名學者和中小學教師集思廣益，耗時三年，編寫了八冊公民課教材《新公民讀本》，很多內容與普世價值接軌，有公民道德、公民責任、公民價值觀，比如道德範疇有仁愛、寬容、感恩、友誼、尚禮、誠信、責任、尊嚴、合作等；價值觀範疇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與自然和諧共處等；公民知識範疇有國家與政府、民主政治、政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公民素養範疇有與人溝通、演講、討論、組織活動、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向責任部門或媒體反映問題、提出建議等。其中「政府的職責」；「政府為什麼要稅收」；「新聞輿論的力量」；「維護公正」；「走近民主」等教育內容，對一貫只接受臣民灌輸的中國人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這套教材二○一○年在幾間小學剛試用，很快叫停，然後被禁，出版社停止發行，已發行的勒令收回。這揭示了一條定律，中共要堅持這個專制政體，就不能依法依憲治國，同樣就不能要公民教育，只有臣民社會才是專制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中共的官僚階層和香港的高官有一點卻十分雷同，就是他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接受精神污染式的狼奶教育，他們都爭先恐後地把子女送到「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的西方接受教育，誠然那不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現代公民，而是認為那才是一種上流的貴族式教育。個中奧妙，薄瓜瓜早在被捧為「中華傑出青年」時已一語道破，他直言自己不喜歡國內的教育。何止他不喜歡，滿朝權貴誰個喜歡自己的金枝玉葉接受愚民式的洗腦，那只是為屁民度身訂製，而且非要讓屁民領受黨化灌輸不可。這真是對「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的絕妙反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