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賣國賊（下）
三、對日本的賣國行徑
中共對日的賣國行徑主要表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講：「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廝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在抗日的問題上，中共一再說國民黨消極抗日，那中共呢？奉行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分應付（抗日）、二分打頑（國民黨）、七分發展（自己）、十分宣傳」的韜光養晦策略，將軍死了一個左權，一個彭雪楓，還是死於病榻與轟炸，而非死於戰場。戰鬥不過就是游擊隊、武工隊、地道戰、地雷戰小股武裝，小打小鬧襲擾日軍而已，往大了說也就是一個八路軍（後稱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八路軍、新四軍的兵力在國民政府的作戰部隊中僅佔2%。22次大型會戰，八路軍只參加了一個太原會戰，打的還是側翼，基本沒有損失。在華中，新四軍發動了車橋戰役，殲滅日軍400多名，是新四軍八年抗戰中對日作戰的最佳戰績。而且，中國大陸出版的《劉少奇年譜》顯示，作為中共在江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劉的全部軍令、報告，竟無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於如何打擊或分化國軍。當國軍與日軍惡戰時，中共不是助國軍一臂之力，而是趁虛而入，搶佔地盤，大都不是打日軍，是從背後捅國軍的暗刀子。例如早在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它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與日軍交戰的十九路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奪取軍隊權力，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
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派駐延安的幾年中寫過一本《延安日記》。他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對中共的流氓和野心，早在30年代初，國民黨西北軍政總指揮胡宗南在聽到陝甘各專區與中共的陝甘寧邊區不斷發生摩擦後，就對中共力量的增長流露出擔心。他說：「抗日戰爭即使失敗而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中共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不幸的是竟一語成讖。
不僅如此。《延安日記》還有這樣的記載：「1945年8月18日，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還記道：「我們越來越發現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們不僅和日本人在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和日軍的司令部直接聯繫，派了他們最有利的幹部潘漢年、楊帆這樣的人走入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要求和日軍一起來夾擊國民黨，它們等不及了，終於在日本人那裡討到了好處，日本人把蘇北的七個縣城給了他們，條件就是和它們一起消滅國民黨軍隊。」
與《延安日記》相印證的是1947年7月24日寧波最大的民營報紙《時事公報》第二版揭露：「毛澤東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併合攝一影……民國30年8月7日，毛澤東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時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亦由大同經su縣到達該地，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10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畫告訴日方。毛岡訂約定後，曾合攝一影，以志紀念。」
另有民間研究者披露：1941年4月正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蘇俄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在延安的情報頭子、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貿然行事，決定由潘漢年親赴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要求給予正式文件指示。90年代中期中共為潘漢年平反後所拍攝的電視劇《潘漢年》中，也記述1942年潘返回延安親見毛澤東之歷史事實。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
潘漢年攜帶的是由中共中央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五人簽名給新四軍饒漱石、楊帆和潘漢年的手令，命令他們加速和日軍與汪偽締協談判。饒、楊、潘到南京後，當即遭到汪精衛的拒絕。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飢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饒、楊、潘被汪精衛拒絕後，竟逕直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在電視系列片「潘漢年」中介紹，潘漢年未經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偽勾結，以至犯下歷史誤會。共產黨就是以謊言欺騙和暴力恐怖來維持政權的。任何中共黨員乃至一般幹部都明白：在複雜條件下，寧可犯政治上錯誤，絕不可犯組織錯誤。潘漢年是早期中共黨員，經過長征，歷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情報部長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當即著手殺人滅口。首先把與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死於獄中；繼而從速把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抗戰中中共常常按兵不動！這不就是答案嘛！你中共有什麼資格罵汪偽政府，你不就是在幹著出賣國家利益的勾當嗎？！你不就是最大的漢奸嗎？！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遠在大西南的重慶和比延安更遠的西安、蘭州都遭到了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而延安卻平安無事，而且，延安作為共產黨的大本營、八路軍的總部，本應是理所當然的進攻目標，日軍也是特殊照顧，並不進攻，原來都是自己人！
14年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單是中國戰時的物質損失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歷史上，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以戰勝國身份通過《馬關條約》勒索清政府賠款2.3億兩白銀，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為日後的再次侵華奠定了雄厚基礎。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強迫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醜條約》，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日本最先提出賠款5,000萬日元（折銀近3,559萬兩）的要求。而且，日本夥同其它國家要求清政府給付黃金，蠻橫地強壓清政府就範，給中國造成很大困難。二戰結束後，戰勝國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然而，由於中共的阻撓，受害時間最長，為禍最為慘烈，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1972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前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然而，他絕想不到，中共會放棄1,8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毛澤東告訴他：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要不是你們發動侵華戰爭，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呢？我們如何感謝你們呢？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周恩來曾指示：中央關於日本與臺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就是中共的流氓邏輯！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長期艱難不要緊，侵略者日本人不能艱難。天下竟有如此道理！
不僅如此，在對待那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問題上，中共也表現出了十足的寬容和大方。據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形成檔案得知，當時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犯共有1,062人，主要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毛澤東於1956年11月18日接見日本岡山學術代表團時談到日本戰犯問題，表示「目前中國老百姓對釋放日本戰犯的事，在感情上還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轉變了，那時再行考慮。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釋放」。當時的戰犯管理所內，日本戰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看管犯人的普通戰士都是吃粗糧，而給這些戰犯吃大米和白面。而且日本戰犯還享受不用勞動的優待。當時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裡既有日本戰犯也有國民黨戰犯，國軍兵團司令黃維就大罵：「我們再有罪也沒日本人罪大，憑什麼日本人可以待著，我們就要勞動。」
中共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早就做出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要一個不殺，極少數的判有期徒刑，一般罪行的不起訴。所以，千餘名戰犯只有45人被起訴。即便是被宣判的45名日本戰犯，也全部在1964年4月被中共以「特赦」的方式全部釋放回國。自1956年7月15日發出首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免予起訴決定書》始，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3批對1,01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這些雙手沾滿中國百姓鮮血的戰犯，就這麼拍拍屁股走了。
反觀犯下罪行的二戰德國納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緝拿歸案。這一工作至今沒有停止，還在繼續。有些戰犯逃匿到80歲、90歲，行將就木，一旦身份暴露，也要立即被送交法庭接受正義的審判。2010年3月23日德國媒體報導，德國一法院對新發現的現年88歲的前納粹黨衛隊成員海因裡希•伯爾判處無期徒刑。而中共卻對日本如此寬容優待，不僅一筆勾銷了數千億美元的戰爭賠款，還溫情地照顧戰犯，熱忱地送上歸程。共產黨真的就那麼大方、那麼胸襟開闊嗎？實際是當年中共因日本進犯才發展壯大，深懷感激，才有日後之寬宥表現。追討賠償，懲治罪犯，是人類的基本公理與正義，中共置民族基本感情於不顧，本質就是賣國。其實從根本上說，什麼日本人、中國人，中共的目的是實現它罪惡的政治目標，別的根本就不重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