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和薄家勤務員張曉軍在合肥受審。
谷開來謀殺一案暫告段落，人們在等著看如何處理王立軍、薄熙來。但從谷案的判決結果看，似乎也沒有什麼人對有一個讓人信服的公正結果抱多大希望——中國只有權謀的政治，沒有獨立的司法。不過，圍繞這個案子所透露出的許多信息還是意味深長，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
權力的私有和薄、谷的家丁
谷案中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公權力的私有化、公務員的家丁化已發展到讓人觸目驚心的程度。谷開來為除掉海伍德，動用警力，整個重慶的高級警方都被動員起來服務於此，策劃各種方案包括以栽贓海伍德為販毒犯將其當場擊斃等，警匪片裡都不敢想像的情節，竟都現於谷案之中。
從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已看不到任何公權力的尊嚴和國法的約束力，只有谷開來為其自身及家族利益動用國家機器進行公然的謀殺。公權力在這裡徹底淪為個人犯罪的私器，而公務員則成為地道的幫凶家丁。
需要提及的是，在官方和谷開來共同演出的這場審判鬧劇中，謀殺的真正動機被掩蓋。其實，最有可能被海伍德拿來做要挾藉口的——絕不是什麼薄瓜瓜的安全——，而是薄熙來的政治前途。不管薄、谷夫婦關係如何，在維護薄的政治利益也就是保護谷自身以及其兒子、家族的利益和安全這一點上，谷是非常清楚覆巢無安卵、一損俱損的道理的。
因此，谷真正要保護的人也只有一個，就是馬上要入常的薄熙來。而當作為外國人的海伍德，確有可能為其利益拋出有關薄、谷的內幕，威脅到薄的時候，谷動殺機、薄的手下置國法與個人風險於不顧聽命於谷參與謀殺的道理就同為一個：護住主子、頭兒的前程，就是保住家族、自身的利益與未來。誰有所保留和遲疑，誰就將面臨被踢出自己人的圈子、失去全部的信任和利益並被以叛徒之名加以報復。王立軍後來被迫出逃的邏輯也就在此。
家丁與傳統政治
這種故事實不新鮮，在中國過去的歷史和小說中多有；新鮮的是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由所謂的偉大光明的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及其家屬所為。難怪一位享譽世界的法國的年長漢學家在與筆者的交談裡發這種感慨「這簡直是中國中古時代的家族嘛」。
問題是，中共的高官怎麼會成為一種家族政治的頭領？官員怎會又淪為一種家丁？中國的政治和政治文化怎麼又墮落到一個中古時代的水準上去了？ 一個多世紀，中國政治到底有些什麼進步？這才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
傳統的中國政治浸透了家族色彩，家與國混淆，大到廷臣，小到衙吏，都帶有很強的家丁性質。附屬、聽命、服務於主子，唯主子的意志是從，公共利益常退置其次。國民、官員缺乏主體意志。這些，從近代以來就不斷是有識者批判的話題。
這種批判當然是在受西方文化的衝擊，受其啟發，以其作為參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實上，對權力私有化、家族化、權力專斷的批判，在中國自己的文化發展中，受種種政治現實弊端的刺激，在明末清初那批重要的思想家如黃宗羲等人那裡也早已開始，只是後來受清代的壓制以及思想資源上的侷限等，這種批判未能深入下去。
直到清末民初，這種批判才又迎來一個高潮。順便說一句，也正是感到兩個多世紀前的那種批判切中時弊，清末民初的批判思想家們才對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那樣熱衷。同理，文革後乃至今日，人們時常提起引用那些思想的一個最直接的理由，也往往是其現實性，這實在發人深思也讓人感慨不已。
同志、家奴與黨
對專制政治的批判是與對人的主體性、人的權利的呼喚、對中國人的奴性的揭露常常相伴的。至今，中國人也仍未享有一個現代公民所具有的完整的權利，家奴政治文化的影響也依然甚深。這既是歷史的緒余，更有現實的成因。
家奴的歷史在中國十分悠久，且不談史書，以明清以來的著名古典小說「三言」「兩拍」「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等表現的狀況來看，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家奴都不具備基本的社會人格。張愛玲在「國語本 ‘海上花‘譯後記’」中，對此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討論。一個例子就是，家奴常常無姓，用張的話說，只有一個「像最普通的狗名‘來富’」一樣的小名。這與中國鄉間迄今存在的某些現象仍很類似：孩子只有小名，只因要報戶口或者上學，才不得不起個大名。否則他們不配也不需要。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上最重大變化之一就是人的平等和主體意識逐漸被人認可，家奴和主人至少在法律和社會規範上被認定是平等的了。由於共和的建立，權力的私有化也不再具有合法性。
可現實歷史卻是曲折的。最弔詭的，是號稱代表人類最先進文化、要建設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中共，在其形成、發展乃至執政後的歷史中，雖互稱「同志」，卻在不斷地宣揚一種不折不扣的家丁文化，唯領袖與家族（黨）是從，要「把一切獻給黨」（吳運鐸）；具有最新式道德的黨員的標誌卻是「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乃至當過「五四」青年的周恩來卻要像一個家臣那樣跪在地上當著毛的面為主子規划行車路線……
當那與烏托邦相連的理想成分煙消雲散後，就只剩下我們現在見到的這種權力私有化、赤裸裸的利害傾軋與分贓。家族、幫會、黑社會式的運作重新成為政治運作的基本模式，官員也漸漸迫於現實條件的約束淪為某種意義上的家丁和婢僕。
而造成這些的根本原因，顯然在這大一統的黨和制度以及相應的黨文化。五十年代儲安平批評的「黨天下」現已日漸淪為「家天下」。但此「家天下」卻不同於皇權的彼「家天下」，後者還常具有一種特定的普遍意涵，而現時的「家天下」則是一種寡頭政治式的分割，從上到下，各個不同的行業和區域被不同的政治家族幫派把持，公器私用，自肥自利，私相授受，唯我獨大。這就是谷案爆發的時代和制度背景。
我們可以設想，除了重慶涉案人員自身的思想意識層面的問題外，如果他們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操之於薄決定他們利益、命運的權力沒有那麼大，這些官員包括王立軍仍會如此甘當犬馬？隸屬重慶辦公廳的公務人員張曉軍又怎願為助主殺人的家僕？
公民與公權力
面對這種黑暗的場景，如果說中國還有希望之光的話，那就是中國最近十多年公民運動的崛起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迅猛增長。背私為「公」 （見「說文解字」），但當著中國的公權力背公為私，墮落為私權，社會公正不再的時候，是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正在與權貴博弈，試圖重建公權力的公正和合法性。同時，也在這種博弈中祛除著千百年遺下最近幾十年又被黨文化不斷強化的僕人意識，建構著一種迄今尚未成形的現代中國公民政治文化。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間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依然是真切不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