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萬香港市民包圍政府總部，促撤中共洗腦國民教育。
兩本讓大陸人看來已經大量減輕了「宣教」、堪稱「謙卑」的教育手冊（@時報翔哥微博）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由幾位中學生發起的「學民思潮」，9月8日在「佔領市政府「的行動中達到高潮。十二萬人「黑衣圍城、不撤不休」。在羅湖口岸的這一邊，能夠「翻牆」看到未被屏蔽的新聞的大陸人，晒出他們從小到大所學的《政治》、《思想品德》、《馬克思主義原理》，甚至是《歷史》和《語文》教科書，沒有一本不是比這兩本教育手冊「口味更重」的「洗腦」教材。
凡是在大陸上過學的孩子們，大約都記得這樣的場景：老師在講台上劃著重點，頭也不抬。多數的同學只顧沙沙地記，為了幾乎等於「白送」的政治課分數；只有極少數的同學，會舉手詢問：為什麼要背這些？這種「教育」到底有什麼意義？在大陸的課堂上，前者是會得到獎勵的「聰明孩子」，他們早早學會了適應規則；而後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一堵厚重的「南牆」。
如果整個中國是這麼一個課堂的話，大陸就是那個「聰明孩子」，香港則是那個「傻孩子」。在大陸推行無虞的「愛國主義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評論說，這種由政府推行的愛黨與愛國不分的教育觸碰到了港人的底線，即「自由選擇」的權利；有評論說，香港，作為一個「避難所」，從1949年以來一直在吸收逃離大陸的人，因而他們對於「被控制」更為敏感，正如那幅流傳很廣的標語所言：「我們的上一代為了逃脫共產黨的魔掌而來，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評論說，香港對於大陸的意義就在於「傻孩子」還保留著「說真話」的習慣；還有評論說，從小學到大學，大陸長達一萬多課時的灌輸培養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價值取向足以讓人「精神分裂」而渾然不覺的投機分子。誰願意與這種人生活在一處？
以上的解釋各有道理。不過，據報導，曾經在大陸接受了多年「愛黨愛國教育」，之後又到香港求學或工作的「大陸仔」更有熱誠投入到反「國教」的運動中（相比於2003年的「反23條」和2010年的「反高鐵」，反「國教」運動更讓「大陸仔」有切膚之痛），這也足以說明並非隔著一道窄窄的口岸，人們就分不出「飯香」和「屎臭」，就不知道什麼樣的教育更適合孩子，那麼，前面那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為什麼這樣的「洗腦」教育可以在大陸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這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我們把那個「教室」擴展到全球，就會發現，大陸這樣的「聰明孩子」是少數，而香港這樣的「傻孩子」才是常態。在臺灣，「旺旺集團」老總蔡衍明購併媒體後，引起臺灣新聞記者協會及學生團體的大規模抗議，認為旺中集團已被大陸的資金滲透，意在以資本優勢打壓臺灣的言論自由空間；今年曾經喧囂一時的美國拒絕為「孔子學院」老師發放簽證的話題，也是因為「孔子學院」打著「文化交流」的旗幟，被一些美國大學的教師抗議會干擾「學術自由」，某些接受了「漢辦」捐贈的美國大學曾經撤銷了達賴喇嘛的訪問就成為令人擔憂的苗頭；在安哥拉，最近舉行的選舉中反對按照「中國模式「來建設他們的國家也不乏其人。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們的反抗。
為什麼只有在大陸，才會出現這樣的景象？家長們拚命走後門、送紅包、經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式的「小升初「競爭（註：指學生們小學畢業後，因為沒有統一考試，完全要靠家長的人脈關係把孩子分到師資資源比較好的中學。），才能讓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標準和嚴格的「洗腦教育」，才能為學校的「升學率」添磚加瓦？
外界的觀察者們有一套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在80年代末期，中國人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項「不成文的契約」。黨從中國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國人有了選擇居住地、職業、和個人愛好的自由；黨用盡一切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們的生活（儘管對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異）；條件是，在公共場合，人們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私下裡，很多談話都可以直言不諱；而在公共場合（當然也包括在課堂上），則不能挑戰中共的意識形態。即使是微博這樣的公共的虛擬空間也是如此，華東政法大學的教師張雪忠就因為發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國教」被剝奪了為本科生上課的權利，又因為發微博申明退黨，賬號被清空並禁言。
在大陸的課堂上所發生一切，也受這一「契約」的控制。順從的「聰明孩子」及他們的家長，默許了這種交換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陸的地方，要達成這樣的契約都幾乎不可能。無論是在香港、臺灣，還是非洲，即使有大筆的補貼或者是開放市場的誘惑，又或者動輒幾百億地大手筆撒錢，中共依然無法一手掌控那裡的經濟，也就沒有了開出「契約」條件的實力。即使是對香港而言，與1997年相比，現在它對內地的貿易依存度已超過對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總和，以至於一出現類似的「意識形態」衝突，總有人會跳出來提醒港人，他們用的水和電，包括蔬菜和肉類都要大量從內地進口，好像這樣一說，內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過，從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與內地完全獨立之時，就曾經以它的通商口岸的優勢取得過長足的發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礎。和大陸沒有往來的日子裡，港人從未吃不上飯；況且，當兩個經濟體相互依存時，由一方主動切斷聯絡，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這種「斷腕」只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結果只有「兩敗俱傷」。因此，這種恐嚇，既然不打算實施，也就沒人拿它當真。
當然，這樣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執政者的邏輯，內地給香港允諾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會被收回，以示「違約」懲罰，這種威脅就好像領頭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藝人有可能被大陸封殺一樣切實，這會造成損失，但依然達不到迫人放棄尊嚴和自由的程度。畢竟，那張「不成文的契約」上沒有人簽字，如果真的以簽字為準的話，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會簽。說到契約，真的簽過的卻是中共，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說好的「一國兩制」呢？說好的「全民普選」呢？今天再去問問港人還有幾人相信中共會信守承諾，恐怕「不信任」已經都寫在了中環黑壓壓的人群的臉上。
回到大陸，是不是保證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執政合法性？距離1978年越遠，答案可能就越對中共不利。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內地八零和九零後的年輕人（在經過了那麼多「洗腦「教育之後），仍然會成為大陸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組織、女權運動、環保抗議和網路媒體上的「生力軍」。這些沒有飢荒和文革記憶的年輕人，不認為自己能夠吃上飯和享受戀愛、旅遊等個人自由是了不起的進步，畢竟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些是再正常不過的「天然「權利。他們希望實現自我價值；而在社會結構已經初步定型的今天，這種追求常常就會轉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區」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會思潮的「先鋒」人物這樣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兩個東西：利益加壓力，或者叫胡蘿蔔加大棒。現在胡蘿蔔多一點，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兒。但是我覺得現在胡蘿蔔已經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蘿蔔放在大棒旁邊，你要不拿這些就沒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決大棒的問題，你就別想拿到它。」這是多麼弔詭的局面，那張契約能夠成立的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從表面上來看，「聰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樣的「撞南牆」的舉動。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領域，比如和意識形態相關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視、網路等等，被各種「禁令」治得「青黃不接」，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都發育不良。圍繞著胡蘿蔔打轉又不被大棒打殺的空間越來越小，打「擦邊球」的高手們也快被逼到了死角。舉個例子來說，韓寒和郭敬明這樣兩個要靠文化吃飯的「聰明孩子」不約而同選擇了「消費政治」的這一「險招」來博取關注度，這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鋌而走險」還要保持「紅」的狀態已經很難；同時，中國繼續做「世界代工工廠「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新一代的年輕人越來越難以忍受枯燥重複、僅能換取溫飽的工作，他們需要有更多的空間來展示個性，而這些終究會指向禁區，比如競選和社運。
說到底，大陸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樣的「契約」，並非是因為中共找到了獨一無二的「治國秘方」，僅僅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在那個階段的社會和國家力量的對比下，以經濟和個人自由換取政治穩定的方案是雙方各退一步之後，還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時空場域，在社會力量不是那麼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條件不是那麼可憐巴巴的狀況下，這樣的契約都無法達成。
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曾有過這樣的辯論，是「香港會大陸化」，還是「大陸會香港化」？這場辯論的核心最後歸結為這個問題，是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人們會放棄自由和尊嚴，還是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促進人們更熱切地追求自由和尊嚴？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話，選擇了前者的「聰明孩子」未必真的聰明，而選擇了後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
（原標題：水土不服的「國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