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沒有不准翻案的規定。毛澤東定下的案，包括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一案，均已翻案，唯獨鄧小平一手製造的「六四」不准翻案，不知道從何說起。
時間過得快，轉眼又是九月了。
八月份颱風肆虐。先是「海葵」突襲浙江、上海、江蘇、安徽，接著是「啟德」侵入廣東、廣西、海南、雲南。政府沒有封鎖消息，相反，預先逐日公布氣象局的報告，號召並且幫助大家作避災防災的準備。這樣安排很好，確實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趙紫陽不隱瞞松潘大地震預報
於是引起了我的另一個希望。也許，有朝一日，中國政府對地震預報也同樣不再封鎖了，地震局的工作成果同樣可以不再歸黨國領導獨享了。地震預測在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上無疑存在著不確定性，但既然可以提供給領導、駐軍和重大工程項目參考，就沒有理由把老百姓排除在外。中國各級地震局的經費都是人民負擔的，沒有哪個地震局是不需要對人民負責的。但地震信息卻被歸為「機密」甚至「絕密」一類，結果出現了無法解釋的怪現象：大震危機迫在眉睫，遠在首都的救災主持人已經整裝待發，身在災中的老百姓和小學生仍兀自被蒙在鼓裡，要麼去擔任莫名其妙的犧牲品，要麼去充當被拯救的對象。——1970年的雲南通海七縣大地震在爆發以後居然被黨隱瞞了整整30年，直到2000年才「解密」！在非窮鄉僻壤地區，事後隱瞞是辦不到的，但事前禁止傳達（或泄露！）地震預報比比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好像也沒有多少改進。
不過，有記憶的老人不會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也曾經有過不向老百姓封鎖地震預報的良好記錄。那是1976年8月16日爆發的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按照黨的慣例，中國的地震預報必須向人民嚴格保密。何況按照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一部署，當時全國範圍內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又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根據四川地震局關於四川某些地區有發生大地震可能的預測，1976年6月，上任不到一年的省委第一書記向省委建議，應該讓人民都知道地震的危險，並且把全省工作的重心轉到防震防災上來。省委同意第一書記的意見，作出了相應的決定。兩個月後，地震爆發了。由於大家都有了準備，相對地說，損失比較小。這位省委第一書記，就是後來被選為黨的總書記而被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指責為「分裂黨」的趙紫陽，他的名字，現在還在被黨的喉舌們禁錮著。
現在又是8月，事情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六年。凡是身居黨國領導要職的人，好像全都不瞭解三十六年前的那件往事。鄧小平也許不知道，理由很充分，因為他當時正在挨毛澤東的批，自顧不暇，顧不上家鄉父老的喜怒哀樂了。江澤民總書記和胡錦濤總書記是很久以後才上來的，更有可能沒有聽說過這種往事。後來的情況大家都清楚，根據維穩的需要，全國又回到了文革時期封鎖地震預報的老路。
「六四」不准翻案從何說起？！
好在四川的人民和幹部仍然有記憶。他們寫了幾十篇文章，收集在《趙紫陽在四川》的書中，記錄了趙紫陽的好些往事，其中就有把松潘平武大地震的預報告訴人民一事在內。很可惜，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黨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把這本書定性為「為六四翻案」，於是成了禁書，大陸讀者看不到了。
書被禁是真的。定性顯然錯了。是不是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親自定性？我當然沒有證據，只能存疑。我估計，那位領導人在給書「定性」時根本沒有看過書。全書五十四位作者中，提到「六四」的只有一位，他就是水利電力界的老前輩，曾任四川省委書記、國務院秘書長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杜星垣老人。是他，談到了「六四」，感情很深，但話語不多。我手頭沒有原書，只記得他說，他曾經勸趙紫陽認錯，趙不同意，他很感慨。全書五十四位作者中，五十三位沒有提到「六四」，唯一提到「六四」的作者又是勸趙紫陽認錯的。所謂為「六四」翻案，真不知道是怎樣定性的。
記得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就任之初，曾經鮮明地提出過「依法治國」的口號。依法治國，起碼得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根據。沒有事實，捕風捉影，怎麼能治國？何況我國法律沒有不准翻案的規定。毛澤東定下的案，包括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一案，均已翻案，唯獨鄧小平一手製造的「六四」不准翻案，不知道從何說起。
定性者肯定是一位大人物，要不然《趙紫陽在四川》不可能在整個大陸成為禁書。但把定性者說成是胡錦濤總書記本人，在沒有確證以前，必須存疑。如果不是，最好，請總書記以超然之身，在日理萬機之餘，過問一下，以正視聽，而解禁令。萬一真的是誤會，也不難糾正，解鈴還須繫鈴人，請總書記不要再假手秘書，親自翻一翻這本書，重新定性。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至少在地震問題上，免得後人發生誤解，以為向老百姓封鎖預報，也是十八大乃至今後千秋萬代必須堅持的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