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初，王立軍案庭審在成都中院開始，相信與谷開來案一般，很快就會有一審判決，而王立軍相信也和谷一般，不會選擇並無任何意義的上訴，以換取更為有利的刑期。多家國際媒體在開庭前趕到成都，但並未獲得有實質意義的信息，官方新華社在隨後發布長稿，對庭審信息進行了披露。
根據官方信息，2009年，與薄熙來家關係密切的企業大亨徐明曾送給王立軍位於北京的兩套房產，價值超過45萬美元，接受者很可能是王的女兒，隨後2009年7月，王立軍應徐明的要求釋放三名羈押人員。
此外，薄家的「家臣「於俊世曾為王立軍支付重慶別墅將近3.2萬美元的租金。作為回報，王立軍釋放了一名羈押人員。於俊世曾經是一名軍事情報官員，為薄熙來家做溝通協調工作。
《紐約時報》報導說，王立軍的辯護律師王蘊採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新華社的報導基本準確地描述了庭審中提到的案件始末。但她聲稱，王立軍沒有接受徐明和於俊世的賄賂。她表示，是谷開來通過這兩人安排了給予王立軍的「好處」。
該報的中文版網站，在英文原文為「FAVOR」的這個詞翻譯成了「好處」，有網友將其翻譯成「賞賜」，這一似乎有宮廷鬥爭的色彩的用語，引起了許多爭議和討論。
許多網友認為，而拒絕接受上司妻子谷開來的安排的金錢贈與，似乎不太符合中國官場的潛規則，難以對其苛責。如果王立軍在公職生涯中，僅有這300萬的不法收入，似乎證明王立軍頗為廉潔。
有網友分析認為，「在這裡，出現了三個色彩不同的用語，賄賂，好處和賞賜，「賄賂是王高谷低，好處是王谷平行，賞賜是谷高王低。」
另有分析認為，王蘊採律師的原話不會是「好處」，太鄙俗不專業，也未必是「賞賜」，太文藝又尖銳，就法言法語，為王立軍辨白的職業身份來看，這個詞更可能是＂贈予＂。
該案中，監聽被列為機密，不公開審理，而王立軍案中許多情節與監聽有關，從監聽中紀委副書記馬駇，再到各位到重慶高幹的高官，王立軍的監聽之耳無所不在。
資深媒體人楊海鵬認為，王立軍本人作為刑偵專家，本有強烈的窺視癖，因此在大量進口設備安裝調試完成後，拿一些敏感人物試試身手，也就不奇怪。且此人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除監視主人要求的目標外，自己做一些涉及私人安全的活計，也就毫不奇怪。
例如，王立軍雖任公安局長，但對名義上的領導政法書記劉光磊甚為不滿，亟欲取而代之，遂命王智領銜專案組監聽劉的來往電話。到重慶後一直隱身於專案組的王，曾冒充中紀委人員拘禁重慶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刑訊逼供以整劉材料。若非己事發，王立軍已將矛頭對準另一副局長唐建華，以及原重慶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等。
王案中，薄熙來對王立軍的一個耳光，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楊海鵬認為，「在這一體系中，打耳光罵幾句娘，該是家常便飯。有句話說，領導打罵那是不把你當外人。但這個耳光不尋常」。首先，去年五月中紀委直搗鐵嶺，年末已掌握王的問題；王隱藏谷殺人證據並對薄有監聽反制行為；在打耳光前，薄已深疑王，王達薄打耳光是因王欲拿谷案證據反制。
資深媒體人何三畏評論說，所謂向主子「匯報」謀殺案是什麼意思？主子早已知道，有什麼必要匯報？如此敏感的謀殺，有什麼必要拉上旁人（副局長郭維國）在場？因為當時馬仔作為全國權力角逐場的一粒棋子，已經感覺到危在旦夕，東北的幾個兄弟已被拿下。但主子同樣已經感覺到最後博擊時刻的壓力，而馬仔竟然意圖攤牌自保，不由盛怒而揮掌矣。
官方消息也顯示，薄熙來和王立軍攤牌前後，先後兩次抓捕了王立軍身邊的7名工作人員（官方用語是「非法審查」），據記者所知，這些人受到了嚴酷的刑訊，並有人因此死亡。
這些抓捕者試圖找出王立軍掌握的證據，當地還有傳說稱，王立軍還發現了一次對他的未遂暗殺圖謀。
此外，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中國警方車輛包圍成都美國領館時，王立軍把一名同夥的手機號碼悄悄遞給了美國外交官。他說，根據這個號碼可以找到薄熙來妻子涉嫌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Heywood)的證據。當時薄熙來是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之一。
據直接瞭解這一事件的人士說，王立軍曾一度提出讓一名同伴進入領事館，這名同伴握有書面證據，但是由於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當時已經被中國警方包圍，王立軍的同伴根本不可能進入領事館。
美國方面把手機號碼轉給了英國外交官，並指導他們怎樣從王立軍的神秘同夥身上獲取情報，包括在一個受歡迎的中文電子郵件與信息服務網站上，使用指定名稱開設一個電子郵件賬戶。英國方面開設了賬戶，並給上述手機號碼發送了信息。
據說，英國人從王立軍的同伴處收到了兩條簡訊。簡訊中概述了王立軍做出的指控，但並未包含任何證據。王立軍的這名不明身份的「同夥」在王立軍在被帶到北京，音訊全無時，在還曾發信息給曾經採訪過王立軍的南方週末一名記者。
王立軍的這一安排，確保了王立軍不會在高層的權衡中被滅口和犧牲。
該案的種種細節，令人觸目驚心。王立軍步步為營以求自保，體現了他作為刑偵專家的職業素養，但就整個故事來看，王立軍的作為，揭開中國政治家族最陰暗的一面：他們對法律和正義完全沒有信心。
這一故事中，高級政客在這一錯綜複雜的鬥爭中，完全不考慮訴諸法律，而是直接的暴力與權力，而被打壓者王立軍則選擇了監聽和「叛逃」，而非舉報和公開，更說明瞭他對中國當下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並無信心，種種細節，令人扼腕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