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抗議中的暴力現象（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聲勢浩大的反日抗議活動在席捲了全國以後，現在有一點冷下來了，但是第一，這次活動它還沒有完全結束；第二，這個活動本身帶來了很多的問題卻是值得研究的。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不是討論釣魚島本身的問題，而是這次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所產生的問題。釣魚島本身，從道理上來說的話，那本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事情，應該跟老百姓沒有關係，因為老百姓交了稅養這政府，本來就是處理主權、領土完整，這些事情本來就是政府來完成的，不應該讓老百姓操心的。讓老百姓操心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政府無能，另外一個就是政府雖然有能力卻不做。
政治正確的「革命」暴力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次活動當中一些暴力是怎麼產生的。在世界各國的抗議遊行當中，其實都很難免有暴力衝突。印象最深刻的是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會議期間的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最後演變成街頭暴力衝突。但是如果和世界各國的抗議活動當中的暴力相比的話，中國這一次抗議的暴力是有一些和別人不同的特點，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因為我是經過文革的人，所以我覺得這次活動比較接近於文革時期的紅色恐怖。從表面上看，各地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像西安砸的是日系車，毆打的是車主，當然這些車主都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青島焚燒了松下工廠；長沙洗劫了平和堂；各地都有打砸日系企業和那些店名有日本嫌疑的中國企業。這些從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暴力行為。同時，在這些活動當中也出現一些理性的聲音，最被人稱道的有那麼幾件：一個是在廣州，有一名高中生舉了一塊牌子，這個很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寫的是「反對暴力，理性愛國」；同樣也是在廣州，有個女孩把街頭摔碎的花捧起來放回花壇裡去；在西安，有一個青年舉著一個紙牌，這個照片在網上也流傳了，說「前方砸車，日系車調頭」。
這些都是一些表面現象，我們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在這些活動當中暴力打、砸、搶的當然都是極少數，而敢於公開呼籲理性的也是極少數，問題就在於參加的大多數人，就是那些沒有使用暴力也沒有反對暴力的，還有那些沒有參加遊行的旁觀者，他們為什麼不站出來阻止那些明顯的針對無辜的中國人，也許也針對無辜的日本人的暴行？為什麼他們不站出來阻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認為第一，這種暴力行為是受到官方支持的，官方的意識形態、思想和長期的政策支持的。當然在很多時候、很多地區，這次都證明了暴力是由官方的人員有計畫開始的，我們不考慮這部分，我們就說那些跟進的人。誰都知道在中國是沒有自發組織的抗議遊行的，兩個沒有被批准過的大規模活動，我們上次討論過了，一個是89年的學生運動；還有一次是99年的法輪功上訪。在此之外就是官方的唯一的例外，官方允許的抗議活動，只有在奧運期間在北京劃定的兩個示威抗議區。
但是在這個示威抗議區裡面沒有發生過一起被官方批准的抗議，而那個抗議區也只是給外國人看的。所以所有參加抗議的人都知道，這一次的反日抗議活動是官方支持或官方組織的，在這種情況下參加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個遊行隊伍，當第一起打砸行動出現的時候，無論這個行動是自發的，還是警方的便衣挑動的，警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作為，就是監視的警方。因為中國的任何一次抗議行動警方沒有不監視的，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官方鼓勵的抗議活動它也一直在監視。那麼當警方不作為的時候，一些人立刻就明白，在這種時候如果要進行打砸還有搶劫的話，是一種「安全的犯罪」，就是說這種犯罪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實際上官方的說法也給出了一個暗示，就在9月1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發表了評論，就說中國遭遇日本的挑釁，因此激起了人們無法抑制的憤怒，它也提醒人們不要採取不恰當的抗議方式。評論說的是什麼呢？文明手法應該是公民的基本行為；《新華社》也說，中國人對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的做法感到憤怒，這是合理、自然的反應，同時告誡人們通過明智的方式表達愛國情感。如果是翻譯成外文給外國人看，人家看不出來，但是中國人熟悉中國官方語調的都會非常清楚，這是對已經發生或者是將要發生的暴力行為的鼓勵，不是阻止。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不是官方大規模組織的抗議集會，所以唯一可以比較的就是我剛才講的23年前的89學生運動。學生運動整個兩個月期間，當時是沒有任何暴力打、砸、搶的和平示威。官方4．26的社論是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的心情，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治，目的是要攪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這個社論就是說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
這個說法和這一次對反日抗日示威遊行當中的一些打、砸、搶的行為相比較的話，顯然這次官方的用詞表明的是鼓勵的態度。如果我們再往前推的話就從中共革命的早期，從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中對痞子運動的真心稱讚，到建政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實行暴力的理論和實踐，就使得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場合下，民眾當中即使有相當的多數不滿意或者是反對暴力的行為，他也難以形成足以制止暴力行為的力量。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個時候暴力行為、打砸搶的行為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制止暴力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這是中共的字典上就是這麼規定的，是中國人都知道這一點。這是說暴力行為本身是官方支持的。
第二個就是在事關立場的這個大是大非上，在中共的字典上必須要用仇恨敵人的方式來表達對黨的愛。中共統治63年就在中國人的心裡面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觀念，就是對中共規定的敵人，他必須表現出極大的仇恨來保證自己的安全。這就是一個立場問題。而在中國，立場問題是不容討論的。你像在「土改」當中，有誰敢講一句對地主要講政策的話？在「反右」的時候，幫右派說一句話，自己馬上就變成右派。
「文革」的時候案例就更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對地富份子的滅門屠殺；而廣西就更嚴重了，它是把階級敵人殺了，把屍體給分食了，分屍體吃來表達政治立場，來表達對毛澤東的忠心和對敵人的仇恨。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的。煽動仇恨來表達對黨的愛的這種的方式，比較不成功的一次是89學生運動，那一次因為參與的人太多，尤其在北京，當鎮壓發生以後，被審查的對象或者是涉嫌參與有可能被審查的成了大多數，所以它事後的清算主要是由黨進行的，沒有形成所謂「群眾專政」的暴力。
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的時候民眾對政治運動、對政治迫害已經厭倦了，在早期沒有被煽動起來，中共就策劃了2001年的「天安門自焚」，用這種方式再次煽動瘋狂的仇恨。所以至今在不少中國人的心裏，法輪功依然是一個不敢去觸動的禁區。這就是中共煽動仇恨的結果。
這個邏輯實際上可以對待任何時期中共給中國國民所規定的敵人，這個對內對外是一樣的。對外，在最早期和蘇聯交朋友，後來跟蘇聯翻臉；開始是罵美國，後來又跟美國交朋友。這個翻來覆去，老百姓是沒有規律可循的，就完全只能跟著中共翻來覆去的變。在這個時期就是日本。
中共的維穩的力量是深得此道的，所以才會在最近發生在北京圍毆社會活動家胡佳，在圍毆他的幾十分鐘之內就一直持續的辱罵他，就是在9月19日，就是918的第二天，北京的某個國保隊長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大聲謾罵胡佳，罵他「漢奸、賣國賊、日本人的走狗」。這就是最典型的中共的作法，它達到一箭數雕的作用。
第一，它妖魔化了胡佳，因為這時候沒有什麼比罵賣國賊更能引起部分中國人的同仇敵愾的了；第二是孤立他，就是即使是不相信這種妖魔化詞語的人，他即使是同情的，這時候也不敢去公開支持他了，也不敢去公開接近他；第三，是為暴力毆打合理化、合法化，因為在中共的理和中共的法上就是對敵人做什麼都不過分。中共的維穩力量其實是利用這一次擴大了它打擊持不同意見者和維權人士，用這種新的罪名，作為敵人的罪名來打擊對方。
作為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次大規模的群眾聚集的活動。1999年的法輪功上訪我們就不說了，因為那是一個特定的修煉群體，所有的參與者他們遵循著同樣的原則，就是「真、善、忍」的原則，所以他們雖然是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但是當時他們的上訪卻不能夠算作是社會各個階層參與的活動。
有可比性的是89年的學生運動，其它的我們就不說了，就說北京的秩序，就在2個月的抗議活動當中，沒有發生過一起打砸搶事件，唯一出現的一個小偷是從重慶小龍坎去的。這裡至少有幾點我們是可以做對比的，一個是整體的氣氛，就是當時89民運面臨的是中共可能的鎮壓，因此參加的人有同仇敵愾的悲壯，當時北京的小偷宣布罷偷就是一個明證。反日遊行它是受當局鼓勵對日進行發泄，所以潛在的罪犯就有理直氣壯犯罪的理由。
再看參與者的素質。89民運的參與者都是憂國憂民之士，而站出來支持的不管是哪個階層的，他都是冒著風險要想追求正義的，因此整體上來說，直接參與的人素質比較高，而形成的環境因素就使得即使想做壞事的人在這種氣氛下他也不敢做了。而反日遊行它在開始的時候，就有當局鼓勵這種破壞的因素，因此就有這種潛在的犯罪份子抱著撈一票的心理來積極參加。事實上在很多日本店被打砸的過程當中被洗劫一空的首先就是珠寶和名表這些櫃臺。只要當局安插的便衣有了一個示範或者有一些煽動，就是他先開始打，或者他叫別人去打，一旦煽動起來以後，暴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為這次的活動它具有暴亂的環境，一個大氣氛。
為這件事情可以提供佐證的有兩件事，第一個是著名的毛派人物韓德強，北航的教授，事情的經過大家都知道了。就9月18日他在反日遊行當中，當時有一位80歲的老人對他們喊的所謂「毛主席，我們想念您」這個口號提出質疑，他上去就打了這個老人兩個耳光。這是一種典型的懦夫行為，因為他敢於公開打人，並不是因為他有勇氣，而是他知道他的惡行不會被當局懲罰。
另外一個就是反日遊行期間，廣東江門有一個犯罪團夥在9月14日到9月18日之間，5天之內做案78起，連撬了78輛車，大部分是日系車，而這些人被抓了以後公開宣稱他們是愛國行為，因為他們砸的是日系車。這兩個可以證明我們剛才的論證。
和文革的異同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次的這個過程的恐怖儘管時間很短，但它所造成的後果會是相當嚴重的，因為這種恐怖行為確實是可以跟「文革」相比的，「文革」只是時間長。就在這次抗議活動當中，它的很多表現跟「文革」是有一個比較的。
首先，它們都一樣的就是自上而下，但是都以群眾的名義進行的。「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而反日的抗議實際上是中共的領導層發動的。這個不要說是自發的抗議，說自發抗議的你拿出證據來。中共統治歷史上哪一次允許自發的抗議沒有被鎮壓的，沒有被血腥鎮壓的？只是說鑒於中共的黑箱操作，現在無法證實具體是誰發動的，不像「文革」非常清楚，是毛澤東發動的。或者是集體發動的，每個人在做決定當中的作用，這個沒辦法證實；也沒辦法證實其中這個蓄意的暴力行為是整個計畫的一部分，還是某個集團在操作過程當中所夾帶的私貨。
但是不管怎麼說，它的活動當中的暴力行為和中共的整個體制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對立的。其次，它們都有中共理論和實踐的正當性，「文革」是貫徹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而反日遊行當中，貫徹的是中共近年來保持它的政權合法性的一個思想支柱，就是極端民族主義。
而「文革」和這次抗議的暴力行為，它還都體現了中共對敵人「肉體消滅」的政策。你像「文革」當中的靶子是階級敵人；而反日遊行當中的靶子是使用了日貨的中國人，當然也有日本人，但是真正日本人受害的比例人數要遠遠低於中國人。這個靶子裡面還包括了經營日貨的中國的商家和日本的商家。它都有一個敵人。
「文革」是用對敵人的仇恨來表達對毛澤東和對黨的愛和忠心；而這次遊行當中的打砸搶是用對日本或者是與日本有關的人和物，比如說日系車和開日系車的中國人，對他們的仇恨來表達他們所謂的愛國或者是愛黨，其實更多的是向黨爭表現，而不是表達他的愛國行為。愛國本身是不需要仇恨的。
那麼這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呢，其實並不是十八大哪一派上臺掌權，哪一派佔多少席位，那個和中國民眾沒有多大的關係。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大家突然發現，只要給一個充足的理由，另一場「文革」立刻就可以發動起來，立刻就可以進行下去。
「文革」結束30多年以來，人們突然發現在思想上、在制度上、在教育上、在文化上，從來就沒有對「文革」進行過清算。發動文革的土壤，三十多年來沒有任何改變，一夜之間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所製造的恐怖，可以席捲全國，沒有人是安全的，包括那些打手們，有的時候尤其是那些打手們，他們是最不安全的。現在各地的公安已經公布了不少遊行期間打砸搶的所謂犯罪份子的照片，相信那些人不是策動挑動，或者是最先啟動暴力的警方的便衣，而是隨後跟進的人，就是說這些人是最先要作為替罪羊，把他踢出來的。因為如果官方想要證明這不是官方策劃的一場暴亂的話，把這些人當中一部分人抓住以後，一定會從重判一批。判一批也沒有關係，因為在中共統治教育下，從來就不缺這種暴徒，下一次它需要的時候，自然又有人會去當它的工具的。
中共自證無法治理國家
這次大規模的暴力活動，實際上是在國際社會面前，暴露了中共的面目。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個規矩，叫兩軍交戰不斬來使。對外交人員的襲擊，在近代歷史上不多見的，義和團的時期有過，文革當中有過，這次在反日抗議當中，又出現了，而且還不止一次。
先是日本大使的車輛在路上被攔截，被拔旗，當然你可以說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如果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的話，那麼後來對美國大使車輛的襲擊就是精心策劃的了，起碼有一些無法解釋的疑點，這裡有一小群人大概五十多個抗議者，離開了大隊的抗議隊伍，單獨走到了美國大使館，因為當時的隊伍並不是去美國大使館抗議的。姑且我們不管這個大隊的抗議隊伍是不是有遊行的申請許可，是不是得到了批准，就講這一群人離開了大隊以後，警方並沒有去阻撓他，也沒有去幹擾他，因此這群人能夠順利的走到美國大使館，就是一個奇蹟。
到了美國大使館以後，又非常巧合的遇到了美國大使駱家輝的車，就說如果沒有人告訴他們，什麼時候，走哪一條線，到什麼地方去的話，其實大部分人除了在北京的某些人以外，都不是立刻就能找到美國大使館，並且能夠攔截到大使的車輛的，這種事情用巧合非常難解釋，而現場的武警並沒有對砸車和企圖拔旗的人，實施扣押行動，而僅僅是將大使的車輛和所謂的抗議者隔離，並且護送走大使車輛。
這個做法和大使館門前的長期的常規做法並不一樣，因為在這之前有很多例子，就是有很多訪民多次到美國大使館尋求幫助，在2005年有過一次高峰，今年在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和陳光誠出走美國大使館尋求幫助以後，這個事情發生過多次，河北訪民於汝法闖了美國大使館以後，被武警抓走，移交給派出所，兩天之後被送回家中，離奇死亡。大連的訪民王春梅今年三十多次闖美國大使館鳴冤，沒有成功一次，每次都遠遠被抓起來了，送到派出所去。
類似闖美國大使館去尋求公道的訪民很多，沒有一次成功的。也就是說大使館外面長期保持著足夠的警力，來應付各種突發事件，為什麼卻沒有能夠防止這次就在大使館門口對大使車輛的襲擊。儘管目前美國和日本政府都沒有對大使被襲擊的事件大做文章，但是這種對外交使節的襲擊，毫無疑問嚴重損害了中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形象，因為作為中國來說的話，國際社會的一員，它起碼應該尊重國際外交協定，尊重國際外交慣例，要保護外交使團的安全的。
尤其是對美國大使館車輛的襲擊，只能認為是中共的某一個派系故意製造的麻煩，但是這樣一來，它會給國際社會留下一個印象，就是不知道現在要和中共誰打交道，顯然說中共自己內部失控了，能夠讓其中一個派系給中共統治集團本身製造麻煩。人們就會質疑，中國政府是不是還在中國國土上有效的實行政府的職責，高層的內鬥是不是已經嚴重到了使政府失去某種功能的程度，連對外，對國際社會保持表面的一致都做不到了。
同時中共還面臨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受損的日本企業索賠的問題，因為日本方面已經提出了將對中國進行索賠，而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也提到了中國是個法治國家，會按照法律來辦的。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全球化和加入WTO，它的經濟並不像毛澤東時期是一個自立更生，獨立的經濟體系。中共沒有辦法說回到閉關鎖國的毛澤東的時代，就是我就不賠你怎麼樣，它做不到這點。
你不要看這些標語，說什麼寧願不長草了，什麼處處墳啊，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招搖過市啊，如果說民族主義可以當飯吃的話，鄧小平當時就不用改革開放了。民族主義長期當飯吃是不行的。如果說中共現在還沒有打算對日宣戰的話，對於反日示威當中，日本企業的破壞和損失，就要進行國家賠償，如果日本政府提出來的話。這個不是沒有先例的，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國政府後來對受害者提供過每人數萬日圓的賠償，總計達到1千萬日圓，這個數目雖然不大，但是它的意義非常重要。
而這一次損失要大得多，你像長沙的平和堂損失據估計在1億到20億日圓之間，不要說其它地方了，這還排除了香港、臺灣企業被懷疑是日本企業所受到的損失，也沒有把中國的企業包括日系車輛的銷售商、日系車的車主，這些損失我們還沒有把它算在之內，我們單講純粹日本財產。政府肯定不會說我們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保護外國企業了，所以我們不能對這個損失負責任，因為如果那樣子說的話，只會加速外資的撤離，而且這個外資的撤離就不僅僅是日資了。
賠款不管賠多少，最終都是中國人民來買單，賠了以後，民族主義牌就難打了，因為一賠，那些所有被民族主義煽動起來的人馬上就知道，喔，搞了半天，你還要賠人家。如果不賠的話呢，它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輸了，政權就更保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