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遠大而器量狹小的人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前者促使人採取積極的行動，而後者卻不能夠提供行動所需要的週旋空間與意志的支撐，就像嗜酒而無量的人，比誰都倒得快
「器量」及其美化的說法「雅量」，作為評價人物的詞語，是從魏晉之際開始流行的。
怎麼才算有雅量呢？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是心胸寬廣、豁達大度、從容不迫。但在魏晉時代，雅量又是和士族的高貴意識聯繫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內涵的廣度和人格的穩定性，要求在任何情況下也不為外力（無論成與敗、榮與辱）所動搖。所以它在人們生活中標示著格外重要的價值，成為士族最為崇尚的品格。說起某個人，有才也罷，有德也罷，若是無量，便不足取了。
東晉名相謝安以器量著稱。《世說新語》記載的兩個故事，一安一危，可略見其風格。
一是簡文帝病危時，兵權在握的桓溫欲謀帝位，乃設「鴻門宴」，廣延朝士，想威逼眾人順從，並趁機除滅作為反對派中堅的謝安、王坦之二人。原本意氣慷慨的王坦之身履險境，盡露驚恐之色，謝安卻愈發神態悠然，在席上用他鼻音很重的腔調吟詠起嵇康的詩來。桓溫見他如此閑定，反而不敢貿然下手了。
另一件事發生在謝安主政的年代。當時前秦苻堅率數十萬大軍南征，謝安命謝玄在淝水一線抵禦，東晉存亡，在此一舉。而戰況最為緊張時，謝安卻在府中與客人下著圍棋。前線捷報傳來，謝安「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竟然像是心中絲毫未起波瀾。
要說他真的無慮生死，甚至視國家安危如兒戲，當然錯了，這兩件事他其實都是以全力應對的。只不過以超脫的精神、寬豁的胸懷與鎮定的態度對待一切，是謝安長久以來有意培育的人格修養。又正因如此，他才能更為從容地處理重大事務。此所謂「舉重若輕」。
「雅量」的又一種重要表現，是遭遇他人輕辱時淡然處之，不興計較。這好像有損於自身的尊嚴，其實不然。輕辱常常來自淺薄之徒，欲興計較，便是自居於與之對等的一方；輕辱又常常起於瑣碎的原因或無意的誤會，欲興計較，便是使自己陷於瑣碎，顯出浮躁，這都會導致自我貶損。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對輕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應。心胸寬廣、人格穩定之人，對自我價值的認定不賴於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夠站在輕辱所不能觸及的位置上。
《世說新語》載名士褚裒某日送客，投宿於錢唐驛亭，卻因為吳興縣令瀋某的到來，被不知其身份的亭吏從驛舍趕到了牛棚裡，他就在牛棚安然住下了；一會兒瀋縣令問明真相，很慚愧地設宴賠禮，褚裒也就隨意地陪他喝了一通酒，談笑風生，並不覺得發生過什麼事。他原本當然也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憤然發作，令亭吏驚恐，縣令尷尬。但作為一個自視甚高之人，既然在前沒有說明自己的真實身份，這時再提出來就有點滑稽；而在亭吏面前擺譜，實在也不能襯托自己的高貴。以豁達的態度來看，偶然一夜宿於牛棚，不勝於說許多無聊的廢話嗎？
魏晉時人又常把一個人的「志」與「量」作對比，從兩者是否相稱，來評估其政治生涯的最終成敗。《三國誌·傅嘏傳》載，鐘會曾經受到司馬昭的青睞和重用，他對此甚感得意，傅嘏警告他：「子志大其量，而勛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世說新語》又載王澄對他的侄兒王玄的評價，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鐘會最後在受命平定蜀地後謀圖自立政權，因無力控制局勢，死於亂軍中；王玄則是在任陳留太守時，因「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晉諸公讚》）。其實這二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太尉庾亮曾稱讚王玄：「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可見他儘管喜歡弄權逞威，卻也能夠盡力庇護一些人；至於鐘會，更是自幼才華出眾，為人機敏，受到許多大人物的器重。然而，志向遠大而器量狹小的人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前者促使人採取積極的行動，而後者卻不能夠提供行動所需要的週旋空間與意志的支撐，就像嗜酒而無量的人，比誰都倒得快。這些道理，以古觀今，也是相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