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可以拉動消費，前提是進入城市的人有消費能力。城鎮化有歐美較為完備的城鎮化，也有印度式無法拉動內需的城鎮化。
有個朋友到印度旅遊，看到落後的基礎設施與遍佈貧民窟之後，對於龍象之爭的觀念完全改觀，對印度前途悲觀，認為印度模式不值得中國效仿。孟買等城市有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基礎設施不足，很難看到未來。這與孟買貧民的心理是否滿足無關，而與國家的經濟未來發展有關。
城鎮化是否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抓手，取決於城市化的質量。9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未來二三十年，如果城鎮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城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從而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這正是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源泉所在」。
健康的城市化將帶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需增長的下一輪動力，畸形的城市化完全相反，不僅不會拉動消費，反而會帶來「中等收入陷阱」。李克強指出，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現在城鄉差距，同時城市內部也存在二元結構問題，甚至表現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等較多困難，城市和工礦還存在不少棚戶區和困難戶。
中國的城市化率已有畸形趨勢，主要表現在人口進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紅利與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紅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相對滯後，這很有可能中斷城市化進程，而倒退回農村經濟。另一個表現則是部分城市資源過度集聚，市場化不夠，未能利用城市群，形成高效的城市化過程。最後，在城市化過程中，多數進入城市的人缺乏原始積累，無法提振內需。
中國社科院9月發布的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達到51.27%，城鎮化率超過50%，從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
不可忽視的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僅為35%左右，在許多沿海城市每天總人口遠遠大於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遠遠大於戶籍人口。如以廣東某中型城市為例，中移動等部門按照通信等數據統計，每天人口達到300萬左右，常住人口在150萬左右，戶籍人口僅幾十萬。溫州、無錫等依靠製造業出口紅利振興的城市莫不如此。
據珠海統計部門透露，珠海戶籍人口近年增長較快，達到4.18％，當地統計局局長趙力表示，一名外地人成為珠海戶籍的人口後，政府對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起碼要花費50萬元。所以提高購房入戶准入門檻是政府和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方式。珠海算是創新型社會管理做得較好的城市，其他城市的情況可想而知。戶籍是中國公平保障均等化的標緻，缺乏平等的戶籍體制的平等化，背後埋下一連串地雷，如養老金無法在國內流通、教育醫療資源不公平等等，如果社會無法提供充分的就業，二三十年後，受到歧視的下一代將會以極端的思想、暴力的方式表達對社會的不滿。查檢各地犯罪率的原因，以及青少年罪犯的背景，可以為我們提供線索。
安邦諮詢研究員陳功指出，城市化率50%是一條社會動盪的危險警戒線，伊朗發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發生政變，軍政府當道的時期，城市化率也是50%。北非的動盪，阿拉伯之春的發生，雖然大多數城市的城市化率高於50%，但這些國家和城市問題的積累期，恰恰也是城市化率50%以後。
中國城市化存在向畸形發展的可能性。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10年中國城市中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比例仍佔到28.2%，比同期的印度還高0.1個百分點。9月25號，安永發布《勢在必行：提高中國生產率》報告，指出中國的生產率增長正趨於下降，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從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說明城市化未能拉動經濟效率的提升。
城市化並不必然意味著消費的提升，也可能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與貧民窟的擴大;城市化並不一定意味著經濟上升，在製造紅利消失後，可能意味著生產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紅利，缺乏培訓的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可能意味著混亂時代的到來。
我國亟需步入健康的城市化軌道，擺脫賣地、保障不均、資源過度集聚在大城市的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