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士的抗日決心
楊根奎將三枚證章正式捐獻給建川博物館
淞滬抗日陣亡戰士紀念碑
楊根奎曾經緊握鋼槍的手展示著珍藏多年的證章
他，曾經在四行倉庫作為敢死隊長，血戰沙場；他，曾經在日本戰俘營作為苦力，死裡逃生；
他，曾經在「文革」時期作為「黑五類」，受盡折磨；他，作為一代抗戰老兵，至今生活貧困……
是否該為老兵當年緊握鋼槍的手，換上一束康乃馨？
突然出現的壯士
四行倉庫保衛戰的七十多年後，楊養正一直被視為「八百壯士」的最後一位。
楊養正病逝前的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歲的老人悄然來到建川博物館。在淞滬會戰的展廳裡，他搶過講解員的話鋒：「我當時就是守四行的。」接著繪聲繪色地講述著當時與日軍肉搏的細節：「我抓起一把手槍，腰桿上別4顆手榴彈，帶了40多個人衝了出去。有個鬼子兵端著刺刀長槍朝我刺來，我頭一偏，刺刀在左額頭上挑開一道血口子，我甩槍把他給撂翻……」
老人濃重的四川口音，讓73年前那場著名戰鬥，重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老人自稱楊根奎，90歲，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老兵。聞訊趕來的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為證實老人的身份，故意將謝晉元遇刺的地點說成在操場上，老人馬上糾正：「不是在操場上。」
「中國壯士1931-1945」群雕廣場，他找到謝晉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脫帽，立正，敬禮：「團長，部下楊根奎，第一營第二連第一排中尉排長。抗戰（戰鬥）結束，退入英租界。我給您敬禮了。」在蔣中正的雕像前，老人深深鞠躬之後，肅然立正：「蔣委員長，部下楊根奎給您敬禮了……」。
在「中國老兵手印廣場」，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說，他看到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崢嶸歲月》，簡直不敢相信真有紀念正面戰場抗戰的博物館，於是讓侄兒帶他來這裡。他掏出一個小木盒，推開蓋子，裡面是三枚銅質證章：「抗戰勝利章」（編號6716），「中訓團軍真蓉榮譽章軍官證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隊3909」字樣的證章。「我要在淞滬會戰的展廳裡，把這三枚證章捐贈給建川博物館。」楊根奎說。
楊根奎，這位「最後之後」的「八百壯士」，就這樣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八百壯士」
1921年3月，楊根奎出生於四川省金堂縣白果場（現白果鎮）紅廟村的一戶三代鐵匠的貧苦家庭。1936年農曆正月三十在什邡參軍。入伍前，名叫「楊耀輝」，入伍後改名「楊根奎」。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部隊奉命開赴上海，部署於蘇州河沿岸。10月26日，謝晉元副團長率領524團第一營接管四行倉庫，掩護部隊撤退。此時，楊根奎已升任第一營第二連第一排中尉排長。他清楚記得當年謝晉元的講話：「我們堅守四行倉庫，死守四行倉庫，是牽制日軍，掩護撤退，四行是我們的墳墓！」
將近800人的加強營，經淞滬會戰的消耗，減員嚴重。楊根奎說，那時保衛四行倉庫的總人數為397人。為迷惑日軍，中國軍隊用「524團」代替「第一營」，對外號稱「八百壯士」。
謝晉元將一連部署在四行倉庫右翼，三連在左翼，二連在中央負責外圍守備。楊根奎所在的二連三個排擺成三角形，打退敵人從左中右三個方向的瘋狂進攻。此時，為後人熟知的「最後的八百壯士」楊養正，當時叫楊得餘，任524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他正帶著一個排，約30人，守在四行倉庫旁一幢三層高的磚瓦房中。
突圍敢死隊
四行倉庫臨近公共租界，日軍不敢用海軍炮火攻擊，也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樣使用芥子毒氣。於是，日軍調來騎兵衝鋒。楊根奎指揮機槍集中火力先打馬。落馬的騎兵步履蹣跚，成了捷克式機槍的活靶子。
日軍的進攻非常猛烈。楊根奎回憶：「我們排的一個機槍手，被日軍機槍擊中，是連續中彈，整個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槍眼很小，背後卻穿出碗口個洞，瞬間就倒地了。」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並保證中國守軍撤退。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謝晉元帶領376人分批通過新垃圾橋撤入公共租界。楊根奎的二連一排40人，作為突圍敢死隊，每人一支手槍，四顆手榴彈。按照預先部署， 部隊用重機槍掩護楊根奎的敢死隊。敢死隊佔據有利地形後，再掩護其他人撤退。英國人的重機槍也開了火。在這次戰鬥中，約有10人負傷，楊根奎左額頭上被日軍刺刀挑開一道口子，左手腕骨折。而楊養正被彈片奪去了左眼。凌晨2時，所有守軍均完成撤退。
壯士淪為戰俘
此時，松井石根反悔了，威脅英國方面，如果讓謝晉元部離開，就要入侵租界。於是，謝晉元部被英軍沒收武器並限制自由，淪為「國際俘虜」，送至義大利防區的膠州路進行隔離。
此時，蔣中正晉升了所有參加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軍人的軍銜（各晉一級），楊根奎也被晉升為上尉連長。在「孤軍營」中被羈押三年後，1941年4月24日凌晨5點，謝晉元被刺殺身亡。「八百壯士」無限悲痛，決定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楊根奎說：「這枚謝晉元紀念章，孤軍營每人一枚。後來它就是我們‘八百壯士’的身份證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隨即佔領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壯士」淪為日軍的俘虜。他們分別被遣送至杭州、孝陵衛及光華門（南京）做苦役。楊根奎和楊養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一個月後又被送往蕪湖裕溪口抬煤炭。楊根奎說：「那裡既有國民軍也有新四軍，還有一些老百姓。」
裕溪口煤礦的俘虜生活非常艱苦。在那裡，吃不飽、穿不暖、勞動強度高，戰俘病了就埋在煤堆裡燒死。楊根奎所在的戰俘第二中隊的中隊長，是新四軍的一個連長，他告訴楊根奎，附近不遠就有新四軍活動。楊根奎決定策劃一個越獄方案：戰俘們以削尖的竹竿作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護，偷襲日本人的據點，搶奪武器，集體突圍。但越獄前一天，日軍突然將戰俘集中起來，周圍架起機槍。楊根奎被單獨抓到炮樓上吊了起來。
越獄越獄再越獄
「幾十個日本憲兵輪番打我耳光，臉腫得像饅頭，鼻血長流，還有刺刀逼著，罵我大大的壞。」楊根奎說，憲兵隊長單獨審訊，問我為什麼要逃跑？我想，大不了一死，也就毫無顧忌地聲討戰俘營的非人生活。憲兵隊長聽了勃然大怒，卻把火發到煤礦經理田中身上。之後，戰俘們的日子略微改善，我休養幾天後，又開始勞動。
第二次越獄發生在半個多月之後。發起此次越獄的是524團的機槍連連長雷雄。收工返回戰俘營的途中，經過一段沒有鐵絲網封閉的鐵路時，突然有人喊「快跑」。楊根奎將他前面的滿洲兵打暈，奪了三八步槍撒腿就跑。但他發現槍裡居然沒有子彈。後面有炮樓上的機槍掃射，逃跑的人相繼倒下。楊根奎扔掉槍，趴下躲避子彈。等到槍聲停止，已沒了再逃的機會，只得回到了戰俘營。
晚上點名，日軍認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這次估計沒有膽量再跑，也就沒有追究。這次成功逃脫的人中，就有楊養正。楊養正得到附近新四軍的救助，輾轉回到重慶。
不久，楊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礦，管他們的工頭正是在524團當過傳令兵的謝友傑，他在淞滬會戰初就離開部隊回了家，他答應幫助楊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軍和中國空軍的聯合轟炸，炸壞了長江上兩艘渡船中的一艘。為了搶運煤炭，日軍要戰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時候，謝友傑來找到楊根奎，說：「給你們準備好了。」這次準備逃跑的四人是：楊根奎、第二連連長鄧英、第二排排長曾國良和其他部隊的一名勤務兵張鐵久。四人藏在謝友傑兩口子睡覺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圍的床單垂下。
謝晉元紀念章的榮耀
日軍發現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軍走遠，四人便爬了出來，吃過香噴噴的蛋炒飯，謝友傑發給每個人好幾百元汪精衛偽政府的「儲備票」，給楊根奎一個戰俘工頭專用的袖章，讓他們出去後到浦口坐火車前往石泉縣，找游擊司令部。
四個人越過鐵絲網，一路跑到浦口火車站。因為楊根奎會一點簡單的日語，鄧英便安排楊根奎去買了車票。檢票上車都沒有發生意外，車行至石泉縣，上來個汪精衛的和平軍盤查。和平軍問楊根奎為什麼帶著戰俘工頭的袖標卻要去石泉縣。楊根奎謊稱姑媽嫁到這裡，他去投親的。臨走時，這個和平軍士兵還提醒楊根奎「附近有新四軍活動，注意安全」。
逃出淪陷區之後，楊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拿出「謝晉元紀念章」到沿途的部隊、各級政府亮明「八百壯士」的身份，就一定會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資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縣）第十戰區的楊根奎聽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戰區政治部給楊根奎簽發了差假證（相當於通行證），每人一套新軍服和幾百元路費，資助他們回重慶。行至河南南陽，楊根奎遇到原川軍29軍副軍長、時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孫震。孫震告訴楊根奎，不用去重慶了，國民政府要還都南京的。楊根奎想，抗戰都結束了，還是回家吧。他給家裡寫了封信，寄了張照片。當初一同逃出戰俘營的另三人則留在孫震處效力。胡宗南得知楊根奎是當年的「八百壯士」，便親自給他簽發差假證，還發了路費5萬元。楊根奎花了2萬多元買了一匹布，算是衣錦還鄉了。
噩夢般的日子
楊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場的家裡，不久就訂婚了。昔日的打鐵營生已經難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錄取入成都軍官大隊24中隊。之後，又在奉節遇到了原88師師長、時任16兵團司令的孫元良，被任命為127師中校偵察隊長，後又任命他為124軍223師少將副師長，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時已是1949年12月。124軍軍長吳峻人藉故未予認可。無奈之下，楊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場的家裡，隨即聽說124軍起義了。
家鄉金堂縣白果場，楊根奎用舊名字「楊耀輝」過起了昔日的鐵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當過國民黨兵，無人知曉他的軍官身份、「八百壯士」的身份。儘管如此，在「四清運動」中，他還是被劃為「五類分子」。楊根奎將珍藏多年的「謝晉元紀念章」帶到高板區派出所，欲證明自己雖是國軍編製，卻是抗戰軍人，從未打過內戰。但此舉卻給他招來更大的禍患，紀念章被當場沒收，人被當即關押，趕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飯的大兒子也被拒之門外。
「文革」中，楊根奎和當地的舊保長、地主一起成為時常當眾表演「跪瓦礫」、「跪高板凳」的「老運動員」。楊根奎回憶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戰俘營一樣的噩夢日子時說：「當時最惱火（痛苦）的是，（造反派）問你‘坐快車’還是‘坐慢車’。‘坐快車’，就是讓你躺在地上，拉著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窪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車’，就是慢慢拉著走。殘忍得很啊！」
「一無所有」
在「打倒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把國民黨的偽軍官楊耀輝抓出來」的口號聲中，楊根奎明白，僅僅暴露了國民黨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軍官身份，不用說「223師少將副師長」，哪怕是連長排長，他也將死無葬身之地。這位隱藏著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壯士，默默忍受著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驚膽戰的事情發生了。楊根奎所在大隊的書記不知道從哪裡搞來了楊根奎的一張老照片。照片上，楊根奎身著國軍中尉排長軍服，腰裡別著兩支手槍。面對「罪證」，身處絕境的楊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輕人不是自己。幸運的是，他只在當地使用的名字「楊耀輝」，在國軍檔案中始終沒能查到記錄，加之多年磨難讓楊根奎過早地蒼老，最終讓他躲過了更為殘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難而漫長的歲月中，「楊根奎」三個字，曾經成為這位「楊耀輝」最恐懼的噩夢。這讓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儀式上曾擔任警衛營長的趙振英，在那個扭曲的年代裡，自己也覺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而不敢提及、羞於提及。
待到那場全民族的噩夢逐漸醒來後，家人和鄰居才漸漸從楊根奎的口中聽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這些昔日無比陌生的故事。楊根奎如今不必再隱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講述他的抗戰故事了。但當被問及這些年來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時，回答竟是「一無所有」。
「我是為祖國而抗日的啊！」
九十高齡的楊根奎，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退休金。老人有8個子女，目前和小兒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畝地，以種地和外出打工為生。2005年，楊根奎看到楊養正被評為「感動重慶十大人物」的報導。楊養正獲得的認同，讓楊根奎欣慰。他嘗試著找到金堂縣相關部門，但他得到的答覆是：「那你只有去臺灣找國民黨給你落實政策。」講到這些，老人顫抖的聲音中，有一絲無奈、一絲酸楚：「我是為祖國而抗日的啊！」
在講述他的經歷的時候，老人的假牙不時松落，他邊扶正邊滿懷歉意地告訴我們：「這個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捨不得配，一直沒買新的。」「還有我這眼睛，右眼已經幾乎看不見東西了，這是守四行倉庫時被日軍使用的催淚彈熏的，老了又有白內障。」如今，楊根奎最大的心願，是能找回當年被沒收的那枚「謝晉元紀念章」。
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曾引用父親當年形容二戰老兵們心境的話說：「我們不怕死亡，我們怕被遺忘。」
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戰老兵的榮光，永不凋零。該為老兵當年緊握鋼槍的手，換上一束康乃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