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飯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五師五十六團四營十四連召開班長以上幹部會。由於天氣寒冷，會議房間的窗玻璃上結滿霜花。靠窗坐的一個排長，大約對會議內容沒什麼興趣，下意識地用手指甲在那霜花上亂寫，不知覺間寫了「毛主席」三字，不知不覺又在下面寫了「大壞蛋」三字，連起來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壞蛋」。坐在旁邊的人發現了，突然大喊起來：「有人寫反標！」會場頓時炸了鍋，如臨大敵，立即將那排長控制起來，軍務股連夜來人把他拷走。審查幾天，被押回來開現場批判會，身份由排長變成了現行反革命。此人原本是一個很有前途的知青，下鄉前就入了團，據說不久就要入黨了，可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無論他如何辯解都沒用，沒人敢同情他，甚至沒人敢和他說話。有一天趁人不備，那排長跑到離連隊很遠的阿倫河邊，在一個廢棄的漁房子裡上吊自殺。得知他自殺的消息後，也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可憐他，還給他加上自絕於人民和畏罪自殺的惡名。團裡通知家人，他的父親是某國營大廠的總工程師，來處理後事，什麼話也沒說，草草埋了兒子的屍體就走了。
九歲的白榆，家住成都中醫學院。有一天，白榆和一個同伴來到一間空空蕩蕩的階梯教室，見講台上放著一個小桶，桶裡剩下一點墨汁，還有一柄大毛筆，就抓起毛筆，蘸上墨汁，耍弄起來。當時中醫學院已經停課，到處都是大字報。白榆先在講臺地面上劃一個閃閃發光的紅太陽，然後開始練書法，寫了「打倒劉少奇」五個大字。講臺的地面被塗得差不多了，兩個孩子才乘興而去。第二天，聽說出了反標，白榆跟著大家去看，地點正是頭天他去過的教室。裡面有不少人，白榆擠到前面一看，所謂反標就是有人在他寫的「打倒劉少奇」的「打倒」二字旁邊的牆上畫了一個朝上的箭頭，而上面是毛澤東的畫像。人們議論紛紛，誰這麼膽大包天。一旁的白榆嚇壞了，對人說，那字是他寫的，可是那箭頭不是他畫的。
白榆當即被人帶去盤問。第二天，院內的小孩就朝白榆喊：「小反革命分子!」學院成立了專案組，白榆被一次次叫去審問。白榆的父親民國時期做過警察，此前已被當做牛鬼蛇神抓了起來，白的母親很害怕，對兒子說：你千萬不要因為害怕就說是你爸教你的！媽媽這一說，把白榆嚇哭了。專案組的人起初懷疑是一個大學生所為，這人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問白榆，當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圍看到別的什麼人。他說，沒有。後來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有一次白榆遲到了，老師說，讓這個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講台上給毛主席請罪。白榆常常回到家就哭，媽媽沒辦法，見孩子哭，她也淚眼婆娑。這起反革命事件一直沒查出結果，小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壓在小白榆的心頭。每有老師或學校領導找他，他就擔心是不是又犯了什麼錯誤。好多年過去了，已沒有人再喊白榆小反革命，但他仍感到壓力，心頭始終有一團恐怖的陰影。白榆很想知道那個畫箭頭的人是誰，他的大手筆與自己的命運緊緊相連，他是那個時代張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時被抓住了，中國可能又多一個被割喉的英雄。
福建一位社員，用彩紙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貼牆上，「疆」字被風吹掉，有人舉報他「惡毒詛咒毛主席無壽」，被送進學習班。
甘肅保山縣一中初中生王緒祥，性格溫順，品學兼優，在同學中很有威信，深得老師們器重。王的父親是上海人，劃成分時被定為工商業資本家，後來不知因何緣由，從大上海遷來大西北的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王緒祥本是校共青團組織的發展對象，文革爆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喊遍全國，血統論肆虐，入團成了泡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報紙、電臺報導說，毛今後還要分期分批接見紅衛兵，全國各地學校掀起推選赴京代表接受毛接見的風潮。優秀生王緒祥過去無論參選什麼，都以絕對優勢當選，如今不僅沒被選上赴京代表，還遭到根紅苗正出身好的同學的羞辱，要他與家庭劃清界限。王緒祥想不通，自己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是公認的學習標兵，為什麼轉眼之間竟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害得這麼慘！他想向老師訴說心中的委曲，可是老師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沒有誰能幫他解開心中這個疙瘩。校園裡有一個儲水池，周圍裝有許多水龍頭，供學生們洗碗、洗臉、洗腳。水池邊堆一堆石灰，工人準備用以粉刷牆壁。有一天，情緒極為低落的王緒祥到水池洗碗，看周圍沒有別人，就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的水泥路面上寫下「打倒毛主席」五字，然後離去。很快有人發現了這條反動標語，並迅速報告校領導，再上報公安局。偵破人員讓學校每個老師、學生、工友都書寫一遍「打倒走資派，保衛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打倒毛主席」五字。沒費多大周折，王緒祥被捉拿歸案，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不久，學校接到公安機關通知，說王緒祥獄中病死。一個花季少年就這樣凋謝了。人們普遍認為，王緒祥一向體魄強健，不可能是病死的，一定是獄中毒打致死的。
1972年10月，江西某縣看守所裡關進來兩個少年現行反革命，一個是十二歲半的地主子弟，一個是十歲的富農子弟。二人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筆在多處牆壁上書寫反動口號。十二歲半的地主子弟家裡沒有親屬，十歲的富農子弟只有一個半失明的母親。兩個少年是怎麼成為現行反革命的呢？有一次，十二歲半撿到半截粉筆，在廁所牆、會堂牆上亂寫反動標語，如「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等，十歲也跟著寫。案發後，兩個孩子的口供不一致：大的說自己只寫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歲寫的；十歲說自己什麼也沒寫，有時又說只寫了「打倒」兩個字。辦案人員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兩人都抓了起來，並且說，如果不把他們抓起來，在外面會被紅衛兵打死。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半，兩個少年的案子也沒有判決。他倆也不願意出去了，家裡哪有這裡好啊，地富子弟加現行反革命，天天挨斗挨打，又沒吃的。九一三之後有個落實政策的機會，兩個小現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彪的，按理應該無條件釋放，可是有人看了卷宗之後提出異議，說他們不光反林彪，還反毛主席呢，於是誰也不敢再吭一聲，就這麼一直關在那裡。
一位轉業軍醫，其父曾是國民黨的上校團長，又因酒後失言，被單位的造反派送進監獄。為將此人徹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教唆六歲的女兒在廁所寫「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門配合造反派成立專案組，將這個六歲的孩子隔離審查。幾經轉移審查地點，小女孩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面對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種種問題，除了茫然就是哭著要找爸爸。一個女公安柔聲說：「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謊，你只要承認廁所裡的反動標語是你爸爸叫你寫的，我就帶你去見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訴你，快點承認，承認了你就是好孩子，我還會給你買好多好多的糖糖。」在好多糖糖的誘惑下，小女孩終於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我、我、我寫不來字。」審訊她的人一下亂了套，可是一個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謀：「沒關係，叔叔來教你，你好聰明喲，一定學得會。」關押半個月，在這位朱叔叔耐心教導下，小女孩終於一筆一畫地寫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鐵證，造反派放了小女孩。一年後，小女孩到了讀書的年齡，老師卻告訴她說：「你是現行反革命，沒有資格讀書。」萬般無奈，小女孩只好隨親人遠走他鄉入學，直到文革結束才回鄉。有神秘意味的是，當年小女孩失去十五天的自由，而那個教她寫「打到毛主席」的朱叔叔後來因犯重罪，剛好被判十五年徒刑。
皖南當塗縣石橋公社學毛選積極份子、生產隊會計楊衛東背著糞筐撿豬糞，在村後大橋邊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牆上發現幾個字，蹲下細看，嚇出一身汗，上面寫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楊衛東渾身一顫，頭皮發麻，丟下糞筐向大隊革委會跑去。革委會主任詹保華聽到報告，臉都嚇變色了，滾下床，趿著鞋，跨上自行車，到公社人保組報案。縣公安局立即組成專案組，殺氣騰騰地進駐楊家村。進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崗哨，過往行人一律嚴密盤查，同時對全村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親友進行登記排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戶，一種大難來臨的恐懼籠罩全村。反標大約是用樹枝在未乾的土牆上劃成的，字體鬆散，七歪八扭，專案組由此認定，反標非大人所為，乃出自小學生。一般小學生都是毛澤東思想雨露滋潤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麼可能寫「打倒毛主席」？肯定是地富反壞分子家的子女所為。楊家村有三個生產隊，四十來戶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農，三個偽政府人員，一個反革命，一個壞分子。在這些階級敵人中，文化水平較高、情況較為複雜的姓楊的一家。楊氏兄弟的大舅是大刀會堂長，解放後被鎮壓。楊家老二是國民黨青年軍教官，被解放軍俘虜後當瞭解放軍的文化教員，後來被清洗回家。楊老三是「叛國投敵分子」，被判三年勞教後轉為管制。楊老二有兩個十二歲的雙胞胎兒子，正讀小學。專案組斷定，反標必是楊家的雙胞胎干的。他們把這兩個孩子弄到大隊，分開關押，引誘逼供。誘供者用手指敲擊著桌面，面帶微笑地說：「都說小學生最聽毛主席話，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呀。你哥哥都承認了，你幹嘛不說啊？」可是半個月過去，兩個孩子仍然不承認是他們寫的。一天，一個老刑警向專案組建議：「一個小毛賊寫的幾個字就把你們忙得翻江倒海，真是酒囊飯袋，幹嘛不鑑定筆跡呢？」專案組如醍醐灌頂，拍著腦袋說該死，居然連這最基本的辦法都忘了。第二天上午，他們將村裡的小學生全都擄進教室，每個學生發一張紙，讓他們寫「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其中一個小學生未進教室便哭哭啼啼，因為是黨員家的孩子，老師還以為他哪裡不舒服，不料他進來就跪在老師腳下哇哇大哭。老師問他怎麼了，哪裡不舒服，他渾身顫抖著說：「我沒有不舒服……老師我怕我怕呀！」老師鼓勵他說：「你是共產黨員家的孩子，你怕什麼？」孩子結結巴巴地說：「那，那個標語是，是我寫的！」在場的人都驚呆了。老師問他為什麼不喜歡毛主席，孩子漲紅著臉說：「我不知道，我是寫著玩兒的。」一場驚天動地的反標事件，因為是黨員家的子女所為，最後決定不再追究。
蘭州某小學一年級的姜同學，課間休息時發現一間空教室牆上寫有「毛主席萬歲」幾個字，上面還打一個叉子，便將此事告訴了最先遇到的一位同學，那同學立刻判斷為反標，迅速報告老師。廠保衛科、軍代表、公安人員很快來了，姜同學被當成重點懷疑對象，理由是：第一、他先發現了反標，卻沒報告老師；第二、經驗證筆跡，那牆上的字體與他的字體很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誘惑，七歲姜同學心靈終於在承認就沒事了的誘導下違心說謊，承認是他寫的。接著便是一系列的挨批、檢討，不僅他自己，還包括家人都受到牽連。每次在學校受到侮辱，姜同學就在心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訴：「毛主席呀毛主席，這反標真的不是我幹的。」但他仍然逃脫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結束。
江西全南縣城廂鎮下圩生產隊有個青年想參軍，可惜因種種原因未被選上。一天，該青年趁給生產隊看冬瓜之際，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澤東」、「劉少奇萬歲」等十九個字。秋末收冬瓜，有人發現了這些標語，隊長立即上報縣公安局。刻字時冬瓜還很小，如今冬瓜已經長大，字變形，破案難度很大。文盲除外，全生產隊男社員天天集合到隊部接受詢問、審查，也不出工，搞得人人自危。後來案子破了，那小青年以書寫反革命標語罪、收聽敵臺廣播罪被判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他總共刻了十九個字，判了七年，七年共計2555天，平均一字判一百三十四天。
一個姓張的老師，是邑川著名的書法家，為了迎接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檢查，地區文革小組決定把城外一條山脈的五座山頭剷平，請張老師在山頂上書寫「毛主席萬歲」五個特大字，每字直徑一百米，佔山頂平面一萬平方米。檢查團的人坐飛機在空中俯瞰，發現張老師寫的「毛主席萬歲」有問題——「歲」字頭上的三豎垮在一邊，「萬歲」成為「萬歹」。張老師因此被判死刑，整天坐在號子的草窩裡喊「我沒寫毛主席萬歹，我沒寫毛主席萬歹」。
雲南某市市委組織部幹部處處長王某，有一次用《紅旗》雜誌墊屁股，被對立面的人看見，一把抽出雜誌一翻，裡面有毛澤東像，立即關禁閉。不久，市委宿舍大院牆上出現一條反標：「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斷定應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理由是：反標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合適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宿舍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最後確定父母有問題的四個孩子作為重點懷疑對象。王某當處長得罪過人，此時到了報仇雪恨的時機，他的八歲女兒於是成為重點中的重點。
王某的女兒被帶走，他們拿糖哄她承認爸爸教她寫打倒毛主席。她說沒寫。他們就又送小人書給她，還帶她看電影。還是沒寫。一群大人圍著小女孩拍桌子打板凳，嚇唬說再不承認就去打她爸爸，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用繩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的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小姑娘嚇得又哭又叫又求，可是還是說沒寫。為了給小姑娘增加壓力，他們把她當作真正的反革命囚犯關押起來，不准和爸爸媽媽見面，還經常餓她，每天提審一次，提審回來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牌子，戴高帽，上寫「現行反革命XX」，名字上也打叉。有一次批鬥，許多人圍著小姑娘喊口號，她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睜著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小姑娘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是通知了她必須去參加女兒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那是小女孩的一個幻覺。有
一天，他們告訴小姑娘：「今天要槍斃你。」她不懂，問什麼是槍斃？「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小姑娘哭了，問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永遠也見不到了，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小姑娘仍然說不是她寫的，想見爸爸媽媽。最後她被帶到刑場，和幾個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一個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她沒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他們，其中一桿槍對著小姑娘的臉。小姑娘忽然看見不遠人群中有爸爸，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行刑者發令了：「放！」槍響了，小姑娘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全栽倒。有一個腦袋被打飛，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小姑娘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看見爸爸張著大嘴朝她跑來，扑向她，一下把她緊緊抱住。小姑娘問爸爸：「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小姑娘聽了，噗嗤笑了，腦袋紮在爸爸懷裡。她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她玩呢。
後來小姑娘被放回家，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還朝她扔石子。一次，一個過去要好的小朋友罵她：「打倒小反革命！」氣得她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她道歉，他媽媽卻出來罵她：「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她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也垮了。小反革命的帽子像一塊沈重的大石頭，壓在她身上，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她。她像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樣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玩耍，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是她始終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人人都避著她。上中學時，她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她過去的事。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她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她一個人去。她很奇怪，沒等她問，指導員就告訴她：「糞雖臭，但靈魂裡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她才知道，那大石頭仍舊牢牢壓著自己。當夜她出走去，在野地裡跑了兩天兩夜。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她，她正想投河而死。爸爸為了找她，也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她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此她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她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她恨自己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盡頭。粉碎四人幫後，爸爸的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她的材料，才說給她平反落實政策。可是這時她才十九歲，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些人同情她的遭遇，想了一個安慰她的辦法，安排她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服務員。在食堂裡，她幹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她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其實不然，她說，幹起活才能不想事啊。有時她忽然覺得自己現在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一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擺脫不開，幹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在食堂上班不久，她遇到一位來食堂吃飯的作家，她把她的故事告訴了作家，末了幽幽地說：「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這位作家後來把她的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曰《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