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時間離現在已經三年多了，但是，這輪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特別是對中國的民間金融來說，更是損失慘重。正規的金融系統由於貨幣超發等因素，似乎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傷，反而擴大了金融機構的權力，金融資本權力凌駕於各種實業資本之上，特別是當實業資本遇到資金鏈困難的時候，這個時候金融資本的權力就放大數倍，找不到最後貸款人的民營企業最後投向了死路：奔向風險極大的高利貸資本那裡去了。所以，我們當時就指出，中國金融危機實際引爆點在民間高利貸。
銀行資本反而利用這次危機大賺其錢，這些年來銀行成為唯一最賺錢的機構形象並不是空穴來風。但是，這種利潤是建立在其他金融資本和實業資本損傷慘重的背景賺取的，靠的是權與術的得天獨厚的行政設置。但是，這種短視行為損傷的是整個國家信用，特別是人民對於貨幣價值的信息。
銀行資本的這種斂財之道我們就不論述了，我們將自己的意向性投向民間信用，民間信用現在已經被高利貸逼上了梁山。積累已久的各種信任關係，不堪一擊。有記者對此專門進行了調查，他們得出的結論頗具有啟發性。金融風波下，受傷最深的不是房地產和實體企業，而是長期積累的社會信用體系。新金融記者通過對山西、北京、溫州、鄂爾多斯、廣東、四川、安徽等地民間借貸從業者採訪發現，忌憚於借貸關係中的潛在風險加大，民間資金持有人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懼貸’情緒，部分地區近一半民間放貸人選擇了轉行或離場觀望，整個民間借貸市場呈現出萎縮狀態。在回答記者‘信用體系恢復預計需要多長時間’的提問時，八成受訪者的答案是‘至少十年’。
民間信用這種損傷，歸根結底是一種社會信任的危機。我們總是將意向性投向表面的大金融機構賺了多少錢，取得了多少輝煌的業績。但是，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陽光背後的陰影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受的是看不到的內傷，這些內傷當然不會在各種炫耀性的報告之上。正向物體永遠擺脫不了陰影一樣，民間信用長期處於權力的陰影之下野蠻生長。投資失敗不僅僅是財富的沉浮，有時候小命不保。且不說近期出現的老闆跳樓和出逃事件，且說吳英案就給人一個沉甸甸啟示：投資失敗就是非法集資。吳英好像還沒有投資失敗，誰都難說她還不上錢。吳英案背後體現了一種權力對於民間資本的干預，當然，這種干預有好的作用，也有負面影響，這種兩面性都要看清楚。我們的目的不是對之進行評論，我們是將吳英案投射到現實的土壤中去尋找其背後的一些現實因素。
中國這麼多年的長期高速且穩定增長，一個秘訣就是放權。現在很多企業都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馮侖所言的野蠻生長期。給個人經濟選擇的自由以激活社會微觀主體的創造性，切實起到了歷史動力機的作用，而在這些企業初創和起飛時代，不去指望正規金融機構給他們提供融資支持，民間信用在各種危機中逐步積累起來。這種信用提高企業融資和投資效率，從而激活了整個區域經濟。但是，如今溫州民間信用破壞嚴重程度，宛如遭遇了八級地震一樣。從民間金融系統傳遞出來的各種震盪，不僅僅衝擊著每個經濟細胞，還在威脅著社會細胞。
不要僅僅看到泗洪高利貸瘋狂和崩潰過程中展現的人類貪婪慾望，沒有慾望的社會是一個靜止的社會，更要看到導致這些貪婪不顧一切的人性身後的社會機制的癌變。當正規金融機構在危機來臨時候，都不願意充當最後貸款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高利貸才瘋狂地滋生起來，破壞了民間社會的信用基地。
大量信貸也捲入其中，在極其罕見能夠曝光的真相中我們看到了放貸人有銀行職員、地方長官以及士紳顯貴。信貸資金瘋狂流入高利貸市場，更導致了在正規金融系統獲取貸款的難度，然後有更多的企業陷入絕境，走向高利貸市場。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如果誰能夠以較為公正的成本獲取信貸資金，誰願意冒著經濟風險和非法集資罪的殺頭危險去涉及高利貸。這些亂象正在癌變，正在侵蝕著健康的經濟細胞和社會細胞，這種狀態還能蔓延多久，已經不是一個能用時間概念來衡量的事情了。特別當各地宣布巨額投資計畫的時候，會不會讓更加緊張的信貸市場徹底乾涸，機制徹底失靈，目前來說很難講，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依靠紙幣增長的幻像再喜人，終究還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對於民間資本和民企來說，對於生活於斯的各個階層來說，可能都要在不久的未來，經歷一場艱辛地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