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講話》，實質是把文學當做政治工具，壓制文人的創作自由。既違反文學創作規律，也不尊重公民的言論和寫作自由的權利。
《延安講話》發表後，一個直接後果，是來自國統區的許多知識份子，他們失去了言論、創作自由，壓制了延安文化的繁榮；也為個人崇拜製造了土壤。另一個後果，是為後來的文革提供理論基礎，使中國的作家失去創作自由，使中國的文人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使中國文化事業的活力遭到全面窒息。
如果一個真正的作家，不意識到言論和寫作自由的重要性，不意識到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的重要性，這個作家，肯定是一個人格分裂的傢伙，沒有良心的傢伙。
如果一個中國作家，對給中國文學事業帶來嚴重破壞、對給中國作家帶來嚴重苦難的的《延安講話》，不產生憎惡之情，不予以強烈控訴，這個中國作家，肯定也是一個人格分裂的傢伙，沒有良心的傢伙。
上面要求作家們，簽名抄寫毛氏《延安講話》時，並開出價錢：每抄一段，賞一千大洋。
這時的莫言，有許多理由要抄。一，他是作協副主席。如果他不抄，那麼其他許多作家，可能也不會抄。這樣，他這位作協副主席，就是失職的，沒有完成上面佈置的差使。二，作為一個作家，要看官員的臉色行事。如果他不抄，會得罪官員。那麼，他今天的日子就不會那麼好過。
但莫言也有理由，可以不抄：一，他是一個作家，他要堅持做人的底線，堅持作家的獨立人格，他愛惜自己生前死後的名譽。而抄寫毛《延安講話》這樣一種既違背文學規律、也不尊重公民人權的行為，顯然是有悖做人底線、偏離作家獨立人格的！二，在這個時代，文革已經臭名昭著，人權條件比文革，有了一些改善。即使你不抄書，也不至於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至多在名利上遭到一些損失。
但是莫言，仍然參與了抄書。長期的思想改造，使他失去一個作家所應有的獨立人格。這恐怕是他抄書毛《延安講話》的一個原因。貪慕榮華富貴，為了不得罪權貴、為了繼續得到更多的名利，只好讓良心受一些委曲，恐怕是又一個原因。對毛氏《延安講話》的惡劣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對文革給中國造成的苦難，缺乏靈魂上的反思，恐怕也是一個原因。
抄寫毛《延安講話》，是百名作家永遠抹之不去的污點。也是莫言永遠抹之不去的污點。是將自己的名字，釘在恥辱柱上。是一種貪得小利、不顧大節的齷齪行為。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網際網路並非一片歡呼。而是在歡呼聲雖然不少，但批評聲卻很多。
如果莫言沒有參加抄書，我想，對他的爭論，會少一些。因為，獲得諾貝爾獎文學獎，畢竟是國人夢寐以求的事。但是，中國除了需要諾貝爾獎金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如果沒有這種別的東西，那麼，獲得諾貝爾獎，又有什麼意義？
這別的什麼東西，是林昭那代人所追求的。也是我們這代人——陳平福，以及其他許多正直善良的人——所追求的。未來的中國，必定是建立在這種別的什麼東西基礎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