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報告中指出，行業之間、部分職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除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外，企業內部近5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瘋狂放大。
官方報告的數據與結論，令我們津津樂道的GDP數據黯然失色，也突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緊迫性與艱難性。應當看到，除了更刺激眼球的企業高管與農民工的收入差距數值，還有結構性的收入分配問題以及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職業身份的收入差異更值得關注。
《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中提到，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高管職工收入差距千倍，造成不同行業、不同職位收入差距加大。一句話引出事關收入分配的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是因行業差異導致的收入差異，有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均而出現的前置分配困境，如專家所言，「部分行業企業通過壟斷獲得超額利潤，而一些低端行業處在激烈競爭中，生產經營環境也不太好，這是根本性的問題」。一些企業特別是處於壟斷地位的央企國企，稅後利潤沒有上繳或者上繳很少，導致行業間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企業高管，特別是央企國企高管，巨額的年薪制更是加劇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巨大不公。
從2002年到2011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7%。而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增長6.6%，而國民收入增長6.4%。2010年，九三學社提交給中央的報告顯示，我國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逐漸下降。勞動者報酬佔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布數據顯示，該年我國人均收入為9800多元，而人均GDP為23800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取樣8,000戶家庭做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10%的家庭控制了整個中國86.7%的財富。而從金字塔頂到塔底，其間的財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收入分配不公，必然導致貧富差距巨大和社會矛盾尖銳，特別是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底線。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大約為0.17到0.18，19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現在是多少不敢再公布了，但表明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貧富分化已達到驚人的地步。
世界銀行的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世界銀行的報告一般都趨於保守，另一組數據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其中，截止到2008年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為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為企業的1.8倍。
2011年11月底，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將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作為中國新的扶貧標準，按照此標準，根據相關統計，中國尚有近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這意味看，貧困線下的每個人日均消費只有6.3元。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今天，6.3元過一天的日子實在是難以想像！
2001年國家就提出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如今已經過去了11個年頭，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狀態越來越嚴重，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曾兩次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上報國務院，由於沒有觸及到核心利益均未獲得通過，今年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列於2012年要完成的七項主要任務之首。10月17日溫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重申：年底之前必須制定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在距離18大召開日期僅有三個星期的日子裡，溫總理宣布不把難題留給後人的承諾，推出十年來一直難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無疑將是巨大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財富急劇增加。然而，老百姓的收入並沒有同步提高，因而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考慮為老百姓分切更多蛋糕。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坦言，由於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出臺會對現行既得利益進行調整，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方案出臺的最大阻力。收入分配實際上涉及權力分配問題，權力的分配在中國向來最難，高收入群體往往都是權力群體，抑或是管理者群體，這個群體總是在不斷提高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因而中國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形成了資本獨大、權力獨大、官員獨大的局面。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是因為沒有權利，從而缺失了捍衛自身權益的能力，無法為提高弱勢群體的收入討價還價。
收入分配改革，必須打破原來的利益結構，對於起草方案的發改委來說，要下決心拿出勇氣與魄力，因為貧富差距是一個涉及到社會各階層的問題，如果改革涉及的對象主要是黨政部門的公務員、事業單位的員工與國企職工。即使就算能夠調節這幾大群體的收入差距，也只涉及了不到1億人。
中國已成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人們的不滿既包括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與國有壟斷企業之間存在的收入差距，也涉及到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私企、外企員工的收入差距，更包括每天支出在1美元以下的貧困階層以及遍佈城鄉的失業者與未充分就業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果改革方案只涉及到黨政部門的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員工及國企職工的收入差距，貧困階層、失業者與未充分就業者不包括在內，這樣的改革方案就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貧富差距曾經導致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內戰，中國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統退位，史家公認的「五大盛世」加起來不過300年，而見諸史料記載的戰爭就有3800餘次，死傷最慘烈時幾乎滅國。歷史的教訓再三提醒我們，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完全取決於執政者制定的政策是否公平，如果中國的繁榮和發展只是為了維護利益集團的掠奪格局，絕大多數人享受不到繁榮和發展的成果，中國將會又一次陷入巨大的社會動盪或災難之中，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