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中國經濟出版社）
據達縣地方志統計，1953年至1958年，年平均死亡10,858人；1959年至1961年平均死亡21,268人，增加10,410人。即餓死人數三年達31,230人。據2004年統計，全國縣級行政單位近3千個，如果以此推算，餓死人數就更驚人了。
三年大飢荒，毛對這一事件的評價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後來一些人又持否定的態度，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我認為是百分之百的人禍。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大國，乾旱、洪災是經常發生的。就算是旱災所謂時間長，災害嚴重，如果沒有「人禍」也不致死人，更不要說死幾千萬人。那麼人禍表現在那些方面呢？
1、首先是大躍進瘋狂的浮誇風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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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畝產不斷「放衛星」，千斤，萬斤、幾萬斤、十萬斤，完全是天文數字般的吹牛，但是領導人居然也相信這些天文數字，甚至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居然也相信。既然全國的人民公社生產這麼多糧食，社員哪裡吃得完！於是按這些天文數字徵購公糧。而那時的實際產量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例如達縣的糧食產量基本是逐年下降：57年糧食總產量63,385萬斤，58年61,709萬斤，59年34,882萬斤，60年35,761萬斤，61年34,848萬斤。糧食產量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將糧食大量外調，四川「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其中嚴重減產的1960年就外調了68億4千萬斤，大致相當於當年產量的1/4還多。」（《我向中央講實情——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訪談錄》作者：林雪 來源：《中國文史精華年選》）所以國家徵購公糧後，公社、大隊、生產隊基本上沒有了糧食，即使剩下一點的是不合國家糧庫收購標準的劣質糧食，另外剩下的是國家糧庫不能收購的紅苕、洋芋——就是這些鮮糧也被徵購相當部分，用於鄉鎮、小城市的居民用糧。所以，這些零星的剩餘糧食哪夠社員活下來！
2、大力推行深耕密植生產技術使糧食大量減產。
大力推廣違背科學的深耕、密植生產技術使糧食大量減產。深挖地，高密植到極至。土地表層的肥力比下層的肥力更好，可是要求深挖地，深挖溝，把表層土壤壓在下面，深層土壤翻到上面，施肥跟不上，樁稼能長好嗎？而高度密植的後果使禾苗不透風、泛黃、倒伏，甚至枯死，所以這種完全違背科學的種植技術在全國推廣後，大大降低了糧食的產量，使糧食的畝產量在相同的天氣情況下大大減產。
3、荒誕的「早請示，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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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侵入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每天早晨上班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方法；一天工作結束後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匯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請罪」。但後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不太合適，帶有宗教色彩，於是改稱為「晚匯報」。
「早請示、晚匯報」大致流行於1966年至1971年間，林彪事件後，個人崇拜思潮開始低落，「早請示，晚匯報」這種形式主義的政治儀式終於隱退。
1967年，我在包頭406工地施工時，車間裡有一個「寶書臺」和一方「紅牆」。「寶書臺」是一個一米多高的檯子，檯子中間是一尊巨大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白色石膏全身雕像，台面四周整齊地排列著「紅寶書」。「紅牆」是「寶書臺」的背景。在一方牆上畫一個蔚藍色的大海洋，一輪紅日噴薄欲出，光芒四射。一艘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有的工地則用紅綢布織成一個紅色的大海洋，用蓄電池製作閃爍的背景燈光，旭日東升，浩浩蕩蕩，蔚然壯觀。「紅牆」兩側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巨幅「紅色標語」。
那時，我們每天早晨上班前，人人右臂上佩戴鮮艷奪目的造反組織的紅袖章，個個胸前佩戴一枚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煞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記得施禮的程序是：全體肅立，向毛澤東三鞠躬；高舉右手振臂高呼「三忠於，四無限」；學習毛澤東最新指示或「老三篇」；跳「忠字舞」；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後，由造反派頭頭對本車間「革命大批判」和工作進行具體分工，這被稱之「早請示」。下班前又集合全體員工，整齊地站在「寶書臺」前進行「鬥私批修」。每個員工必須針對自己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親身體會，聯繫自己的活思想，進行「鬥私批修」，如果自己鬥私批修不徹底、不深入，別人要大張旗鼓地進行檢舉揭發。聲色俱厲地對你進行「幫助，教育」。這被稱之「晚匯報」。雖然這些程序枯燥無味、讓人疲倦、厭煩，但沒有人敢於消極應對。
「牛鬼蛇神」一類「壞人」是不能「早請示，晚匯報」的，他們只能「早請罪，晚請罪」，在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著腰站著，保持著請罪的姿勢。用別人給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聲地詛咒自己。
那個時期，「早請示，晚匯報」屬於雷打不動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乾擾：
1967年冬，我的師傅得了急性闌尾炎，在醫院裡，已經被推上手術臺，醫生和護士卻都不見了。師傅疼得不行，不得不大聲呼叫，但無人理睬。因為所有的人都「早請示」去了。沒有辦法，他只能忍痛等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時刻，醫生們的「請示」總算結束了。
師傅開刀後的第二天早上，他說明情況後被免去了「早請示」。但負責此事的「工宣隊」認為闌尾炎不是大手術、「早請示」「晚匯報」是關係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態度問題，所以當晚還是被迫到「忠字室」去作「晚匯報」。每次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後還要讀大段毛主席語錄、唱多首頌歌，差不多要20多分鐘，師傅為此感到苦不堪言。
還有一個師傅，1967年，他的兒子新婚無房，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飯後，鬧洞房的親友剛剛散去，兒子和兒媳就上床歇息了。他倆正在嘿咻之時，師娘突然發現兒子和兒媳沒有「晚匯報」就睡覺了，氣不打一處來，使勁地用手掌猛拍兒子的房門，呼叫他們起來補做「晚匯報」。兒子戀戰，不想起，在室內慵懶地回答：「明天再說吧！」出身於「苦大仇深貧下中農」家庭的師娘，對毛澤東充滿熱愛之情，在門外責罵不停，抱怨兒子忘記了偉大領袖的恩情，是個不忠不孝，不恩不義之徒。兒子不得已起床補做「晚匯報」，但因驚嚇從此落下了病根，那活兒再也硬不起來。
1968年夏天，我們到包頭郊區參加抗旱，在炎炎烈日下幹了一上午，大家飢腸轆轆，好不容易盼來午飯。沒想到眾人在田頭狼吞虎嚥剛吃了幾口，有一個同事失聲喊道：「哎呀，咱們還沒請示匯報呢！」，「飯場」頓時靜了下來，大家都看著隨隊的政治指導員。只見指導員狠狠地盯了那位同事一眼，說：「那就等請示匯報完再吃吧！」於是把一枚毛澤東像章放在一個小樹杈上，大家重新列隊對著毛澤東像「請示、匯報」，然後才吃飯。
那個時期，許多家庭裡也在貫徹這樣的禮儀，早飯、晚飯前都要這樣做，類似基督教的飯前禱告。雖然開飯時孩子們餓狼般地湧過來了。但家長還是要說：大家來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吧，於是孩子們嚥下口水。齊聲念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時半干半稀，並加以蕃薯、地瓜、菜葉等等，要節約鬧革命。」
1968年，忠字風已吹遍了全國，到處都寫著大幅標語「忠不忠,見行動」。我正在上初小的妹妹一天放學回家來，嚷著要媽媽給他做忠字牌，忠字牌也就是一塊比乒乓球拍稍大一些的帶柄的木牌，上面寫一個忠字，每天舉著去上學，否則老師不讓進教室。我家去哪找這種木牌呢？媽媽一時想不出法。過了一會兒，媽媽去廚房做飯，忽然看見了灶台下撮煤灰的木板，靈機一動，馬上將木板洗淨，烤乾後裱上紅色蠟光紙，然後端端正正地貼上一個金色的忠字，忠字牌便做成了。從那天起，妹妹便昂首挺胸地舉著那塊木板去上學了。
「早請示、晚匯報」除簡單的情感表達方式外，其功能，承擔著建立統一的文化制度、語言模式、思維定勢等等更基本、更廣泛的社會功能。它以不變的、統一的、單調的儀式消蝕人們的全部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並攫走人的情感和個人責任感。通過這樣的儀式，崇拜和臣服不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政治組織形式，而且被內化為一種惰性生活方式、一種奴化精神的類型。
迄今，那場怵目驚心的「紅色政治風暴」雖然已經過去40年了，但從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人，對「早請示，晚匯報」仍然記憶猶新，感到銘心刻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