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時報」請到了北京大學的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這兩位重量級專家，請他們通過信件往來辯論這一話題。
兩人在上週發布了開場白，下文是他們的第二次交鋒：
親愛的尼克
你說：「加速推進經濟改革的思想基礎已在中國確立。如果習、李二人能夠克服近幾年拖慢改革的頑固既得利益，他們就是在為更強勁的中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
我同意你的第一句話。很少有經濟學家仍懷疑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也不再有什麼人懷疑中國需要金融部門以及政府與經濟的關係發生一個急劇性轉變。但你的第二句話給我留下了兩個問題。一，克服既得利益對習李二人能有什麼好處？二，即使他們真的採取行動克服既得利益，之後中國經濟如何能繼續保持高增長？
先談第一個問題。依我之見，經過多年之後，中國國內的多個集團已經極大地獲益於與當前增長模式相關的各種扭曲，特別是利率、匯率的扭曲以及中國對投資的嚴重依賴。考慮到這些扭曲的程度之深，存在時間之長，如果這些集團沒有變得極其強大，那反倒是怪事。
這些扭曲需要糾正。然而從試圖糾正類似扭曲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先例來看，調整過程中的最大障礙將是這些集團的反對。比如傑弗瑞•弗裡登(Jeffrey Frieden)在他1993年關於拉丁美洲的著作中認為，拉美70年代後期的調整之所以極其緩慢、痛苦，正是因為強大的既得利益在妨礙或稀釋改革方面是如此成功。
放眼今天的中國，我很難相信獲益於舊有發展模式的集團沒有70年代拉丁美洲那些集團那麼強大。這不是說克服精英階層的抵制沒有可能，而是說克服的難度將遠遠大於很多人的預料，並且幾乎肯定需要耗費多得多的時間、需要決策者具有遠為強烈的緊迫感。請記住，拉丁美洲的很多必要改革都是在經歷80年代的危機之後才得以強制推行的。
再談第二個問題。仍不清楚北京可用什麼辦法來改變增長引擎。當然在他們降低投資增速的時候，消費將成為相對更重要的增長引擎。然而，消費即便像過去10年一樣繼續以每年7%到8%的速度增長，那也至少需要等到10年過後、家庭消費佔GDP的50%到60%之時，才足以推動GDP增長率達到遠高於3%到4%的水平。換句話說，中國不只是需要維持過去10年的消費增長速度，還需要大大提速。
還是那句話，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具體的機制，從而使家庭收入的增長達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快速度，而且是在中國所經歷的最惡劣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做到這一點。讓財富從國有部門和中國精英大規模轉移到普通家庭毫無疑問將會奏效，但是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了，也許我比你更悲觀，我不認為在政治上很容易做到這一點。我理解的歷史告訴我，強大的國有部門以及同樣強大的經濟精英將激烈地抵制任何類似的變化。
我不懷疑中國政府最終將實現其目標，但是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可以高效而毫不費力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如果中國想要阻止中國經濟在未來許多年的時間裏進一步放緩，又必須高效和不遺餘力地去這樣做。在歷史上，這個過程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容易，我想不出來為什麼這對中國來說會更容易，因為導致這一過程在其他地方難以實現的因素，在中國可能更加嚴重。
要知道我們不僅是在要求中國做出歷史上很少有國家能夠成功做出的調整。我們在要求中國在更惡劣的外部環境下解決更嚴重的不平衡問題，而且要比以前更成功。這當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應該覺得這很難實現。
此致！
邁克爾
…
親愛的邁克爾,
我們都認為，在中國，投資佔GDP的比重過高，這個比例必須降下來。我們也都知道未來幾年出口不太可能為經濟增長做出較大貢獻。我們的分歧似乎來自於三個問題。首先，中國必須以多快的速度降低投資在GDP中的比重？第二，更強勁的消費支出能否抵消投資放緩對增長的不利影響？第三，政府政策在再平衡方面扮演何種角色？
你似乎認為只有讓投資增長急劇放緩才能快速降低其在GDP中的比重。按照你的假設，也就是消費增長將會保持在7%，那麼要想使GDP增速降到你假設的3%到4%，投資增長需要接近停滯。但這並非必要之舉，也不是最佳選擇。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在實施一種不均衡的增長策略，因此導致的發展不均衡不可能在一夜間被逆轉。儘管重工業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必須放緩，但隨著發展逐漸走向均衡，消費品產業和服務領域中大量產業的投資可能會出現增長。
其次，假設實際消費增長率不會超過7%至少是有問題的。這是因為第一，過去10年實際私人消費年均增幅接近10%，而不是「大約7%」。去年實際私人消費增幅逾11%。更重要的是，雖然在過去兩年裡實際投資增速已經跌破其10年來的平均水平，但實際消費增速卻高於10年來的均值。這意味著以更強勁的消費支出來抵消投資增速放緩遠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的一種可能。
再次，你的分析意味著中國經濟再平衡的結果注定是經濟增速的大幅降低。但未來並不完全由算術決定。這種分析忽視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動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勵私人消費支出的更快增長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隨著未來幾年勞動力增速放緩，工資增長速度預計會比剛剛過去的這幾年更快。這可能會扭轉長期以來工資佔GDP比重不斷下滑的趨勢。工資佔GDP比重不斷下滑是導致家庭消費佔GDP比重不斷下滑的主要原因。工資加快增長的另一面可能是所謂「企業經營盈餘」的下降，這會導致投資增速放緩。此外，中國的投資總額中目前有很大一塊來自私人所有企業或私人控股企業，而且這一塊在總投資額中的佔比還在不斷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會導致投資效率的提高，這樣GDP增速就不必和投資增速同步放緩了。
在政策方面，中國政府應進一步減少並最終取消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並取消其對工業能源消費的補貼。在過去10年，被低估的匯率和接受補貼的能源使得投資向製造業而非服務業傾斜。由於平均而言服務業更偏向勞動密集型行業，因此這些改革會改變投資流向，這可能有利於就業增長，繼而增強工資佔GDP比重不斷提高的勢頭。前面已經說過，隨著勞動力增速不斷放緩，工資佔GDP比重會逐漸提高。
同時，中國政府應繼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將意味著每一個家庭無需自行投保以抵禦重大疾病等風險。這可能有助於家庭儲蓄率的逐步下降。
同樣，結束近年來極端的「金融壓抑」現象也可能有助於家庭儲蓄率的下降。作為這種現象的反映，從2004年開始的這些年裡，中國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一直為負。這些改革所帶來的影響可能很大，因為過去數十年裡拖累消費增長的最大單一因素就是不斷上升的家庭儲蓄率。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2010年，中國實際私人消費的年均增長率為9%。但如果不是這段時間內家庭儲蓄率的上升，實際私人消費的年均增長率將達到近10%的水平。
總之，經濟再平衡是一項中期改革，這一過程不會容易。想要取得成功，政府必須逐步取消以往的那些政策，這些政策有利於利潤而非工資增長，有利於貸款人而不是儲戶，有利於製造業而不是服務業。如果能夠做到這點，中國雖然不會繼續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但中國經濟增速也可能不會低至你所假設的3%至4%。
祝好
尼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