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下列事件及其所透露的信息，它們構成了當今中國的政治圖景:
- 快速經濟增長迄今是共產黨統治的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但是每年兩位數增長的好時光似乎已經一去不返。人們有一種強烈的擔憂，中國的經濟危機正在來臨；
- 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為了博得上位，唱紅打黑，沸沸揚揚。結果，由於意外事件，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戲劇性收場，涉嫌貪腐等嚴重犯罪；
- 公共安全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維穩」經費，比軍費還高，而且，實際的支出要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還高；
- 溫家寶從過去只對外國人談民主、談政治體制改革，轉而在國內頻繁談論，而吳邦國則提出必須堅持「五不搞」；
- 王岐山推薦其同僚們閱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因為托克維爾說，一個壞政府，當它開始改革的時候，才是最危險的，更容易被推翻；
- 民間要求對政改的期盼、呼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這些事件及其所透露的信息表明， 山雨欲來的景像似乎越來越明顯。那麼，正在召開的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領導人會推動政治改革嗎？
變革的關鍵
當代中國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就是領導人的換屆會激起很多人的希望。10年以前，當新一屆領導人接過權杖的時候，許多人曾寄予他們厚望，希望他們會實行「新政」，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今天，這一現象又在重演。雖然，「吃一塹長一智」，有些人因此變得比過去謹慎，但是，也許是基於「的確到了不能不改的時候了」的判斷，總體上，人們比10年前更加熱烈地討論、猜測下一屆領導人是否會實行政改。
中共十八大之前，不斷有人在網上，特別是一些海外網站「爆料」，釋放新領導人已經有意在上臺後推動政改的消息。這些消息似乎有一個明顯的用意，就是撫慰人們騷動的心。
在此，我不想八卦，討論習近平先生是否會推動政改。我想指出的是，判斷中國民主變革的關鍵是看其能否實現結社自由，允許獨立政黨存在。
漸進還是轉型？
1989年以來，中國盛行漸進改革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主張從較小的、不觸動現行制度的大原則、不影響共產黨統治地位的事項改起。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沒有提出盡快開放黨禁的要求，更沒有提出在近期內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
在這些人看來，重要的是說服領導集團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這就要求所提出的要求不能太高，不能對共產黨的統治地位構成嚴重威脅，否則便不可能被領導集團所接受，是不現實的。
然而，一個明顯的道理是，如果連開放黨禁、全國大選的要求都不提出來，那些重大的變革便更加不可能發生。由於不要求盡快開放黨禁、全國大選，他們所主張的漸進主義實際上將民主轉型推遲到了無限期的未來。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提法。追溯一下歷史可以發現，這是由官方80年代初設定的一個提法。在官方看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不能改的，能改的只是某些方式、方法，所以，他們使用了「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表述。
今天， 應該超越含糊不清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明確要求民主轉型。民主轉型包括自由化、民主化兩個階段與維度。所謂「自由化」，也就是開放言禁、黨禁，核心在於容忍反對派的存在；民主化指示的是自由、直接選舉政府。
替代性力量
有些人在論及中國政治轉型時，經常感嘆沒有可以替代統治黨的反對黨，因而認為一黨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這種觀點的矛盾、混亂是顯而易見的：不存在替代性政黨，正是一黨專製造成的結果，以此來論證一黨專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是典型的專制主義的自我證成。
在過去近30年中，全世界差不多有70個國家民主化。在那些國家，只有很小一部分，例如巴西、烏拉圭、韓國等，得益於歷史遺產，在轉型開始前存在比較強大的反對黨——它們是曾經有過民主、重新民主化的國家，軍人政變推翻民主制度後並沒有徹底鏟除政黨組織。
其他大部分國家，例如我們所熟悉的東歐諸國，在轉型開始前普遍不存在有影響的獨立政黨，也許波蘭的團結工會(如果將其視為政黨的話)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可以產生民主政黨的萌芽和雛形，但是，獨立政黨的快速發展要等到開放黨禁後才有可能。1988年，匈牙利頒布了新的結社法，不同的政黨便湧現了出來。1989年，保加利亞刪除了憲法中關於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規定，反對黨也迅速組織了起來。
1986年9月民進黨在臺北圓山飯店宣佈成立、蔣經國政府沒有鎮壓而是默許其存在，被視為臺灣民主轉型的開端。
開放黨禁是民主轉型的起始階段——自由化的核心。只有願意接受多黨競爭並承擔可能失去政權的風險，民主轉型才有可能真正發生。東歐國家在轉型後，共產黨普遍改組成了社會民主黨，與從反對派組織發展而來的政黨形成了輪流執政的局面。臺灣，我們知道，也是如此。
結論是再明顯不過的：衡量政治變革是否在中國發生的關鍵，是黨禁是否被取消或衝破，是獨掌權柄已經60多年的共產黨是否與其他政黨平等競選。直面開放黨禁的問題，而不是迴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