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醫院,赫然在目的就是一進門懸掛的的一段毛主席語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這句話只能是出自毛澤東,換了誰,都會被批判。那時,不論人性還是人道主義,都不屬革命範疇。人性被定性為資產階級人性論,人道主義也成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毛澤東時代大批人道主義,大反資產階級人性論,並非從文革開始,只是文革中藉著億萬人民的腳,再一次踐踏人道主義罷了。20世紀50年代,巴人的《文學原理》在課堂上就受到批判,原因是他在書中鼓吹了人道主義。40年代初,延安整風,有的作家就受到批判,說他們的作品也是充滿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當然,再向前追究,反人道主義的論調,來自蘇聯斯大林和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等人的講話和著作。
1965年10月,肖洛霍夫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不久他的作品改編的電影《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被稱為「大毒草」。批判文章稱:「肖洛霍夫身上散發出了濃烈的反動氣味,因而博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歡心和青睞。一九六五年十月,瑞典科學院把專門為收買‘東方叛徒’的、被稱為‘反對共產主義的諾貝爾獎金’授給了肖洛霍夫。身為蘇共中央委員的肖洛霍夫對這筆獎金垂涎三尺,他幾次表示願意接受這一獎金。」
當時挨批的另一部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講的是蘇聯女紅軍愛上白匪俘虜的故事,其罪名就是鼓吹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有的批判文章公然指責這部電影和雨果的小說《九三年》一樣,其鼓吹的人道主義本質就是狗道主義。那時,人權在中國是禁詞。
改革開放前,全世界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口徑一致:不存在人權問題。感謝胡耀邦開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先河,中國承認人權問題是頭一個。前不久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再次憶及自己的父親。他說,「要搞改革,領導人需要有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大慈悲,看到老百姓受苦他們要很難受才行,更重要的一點還要有犧牲精神。」
與「看到老百姓受苦他們要很難受才行」正相反,凡是這類有人味的電影,都被打成了毒草。甚至連外國電影也不放過,包括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莎士比亞等等。什麼是無產階級人性論,什麼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就是沒有人性的人性論,就是沒有人道的人道主義。
1967年9月,北京電影製片廠革命造反總部主辦的《新北影》第2期,發表《譯製毒草片一百例》。其中批判的100部「譯製毒草片」有:《白雪公主》(蘇)、《白痴》(蘇)、《復活》(蘇)、《偷東西的喜鵲》(蘇)、《白狗》(蘇)、《前方是急轉彎》(蘇)、《初次考驗》(蘇)、《在荒涼的河岸上》(蘇)、《祖國在召喚》(蘇)、《證據》(蘇)、《舞臺前後》(蘇)、《白夜》(蘇)、《水晶鞋》(蘇)、《奧賽羅》(蘇)、《第十二夜》(蘇)、《帶閣樓的房子》(蘇)、《共產黨員》(蘇)、《不同命運》(蘇)、《第四十一》(蘇)、《祝你成功》(蘇)、《雁南飛》(蘇)、《兩姐妹》(蘇)、《唐·吉訶德》(蘇)、《一九一八》(蘇)、《海之歌》(蘇)、《紅葉》(蘇)、《一個人的遭遇》(蘇)、《父與子》(蘇)、《陰暗的早晨》(蘇)、《最後一步》(蘇)、《海軍少尉巴寧》(蘇)、《金鑰匙》(蘇)、《不屈服的人》(蘇)、《紅帆》(蘇)、《運虎記》(蘇)、《郭林的前程》(蘇)、《一年中的九天》(蘇)、《姑娘們》(蘇)、《烽火年代》(蘇)、《人和獸》(蘇)、《通向舞臺的道路》(蘇)、《深夜的腳步》(蘇)、《可敬的妓女》(法)、《逃亡者》(法)、《漂亮的朋友》(法)、《紅與黑》(法)、《三劍客》(法)、《廣島之戀》(法、日)、《僅次於上帝的人》(法)、《警察與小偷》(義大利)、《如此生意》(義大利)、《她在黑夜中》(義大利)、《家庭爭執》(捷克)、《危險的生活》(捷克)、《定時炸彈》(捷克)、《毀滅性的發明》(捷克)、《羅密歐、朱麗葉與黑暗》(捷克)、《更高原則》(捷克)、《像你這樣的人》(捷克)、《鎖鏈》(捷克)、《十塊美金》(匈牙利)、《霧都孤兒》(英國)、《王子復仇記》(英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