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勝利後，東南亞地區的很多華僑青年回到中國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和建設」中，既為了滿足浪漫主義的革命熱情，也想在他們心目中的祖國解決個人就業問題。但他們當中很多人在運動中受盡磨難，在幻滅中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中國，回到香港或是寄居國。
新加坡作家原甸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他原來是一個文學青年，深受五四以來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不但嚮往祖國，而且參加過新加坡的革命政治活動。 1964年他搭乘海輪，經過十天的航行回到廣州，被安排到三元裡地區的「歸國華僑招待所」，在這裡他遇到了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歸國青年。
進入招待所的第一天，在歡迎會上，一個從印尼回國已經五、六年的青年上臺表演，拉起調門高唱「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他不知疲倦，唱了一遍又一遍，就像唱片上的指針老停在一個紋路上，直到新來的人都覺得不對勁，才由幾個瞭解他的人上臺把他連拉帶推地拖下去。
原來這個愛國青年回國後連續幾年考不上名額嚴格受限的大學，但革命歌曲倒學了一大堆，結果幾年下來神經就不正常了。不久他就在廁所裡上吊自殺。
歸國華僑招待所的每日生活表是嚴格安排的，從早上六點到晚上九點，沒有一點空隙。操場上的大喇叭天一亮就放革命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接下來就是整日的政治學習，主要是毛澤東的「老三篇」，每個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個人和家庭歷史，改造思想。在物質生活上，「糧食很緊張，日用品奇缺，肉類、食油等都是奢侈品了」， 「早上永遠是稀粥，附幾條豆腐乾﹔午晚兩餐，菜餚也幾乎 清一色都是大白菜，泡在清汪汪的水中，偶爾泛過一兩滴油光，吃的人也有些欣喜了。」
但主持學習的黨支部書記時刻不忘思想教育，把物質生活貧乏的根源挖到了蘇聯那裡。他不但說蘇修「狼心狗肺，逼我們用實物還債」，而且用豐富的想像力做形象的展示，說蘇聯人給中國農產品的尺寸設定了規格：他用一根短繩圍成一個小圓圈，在大家面前晃來晃去，說「比如蘋果吧，每一個都不能小於或大於」這個圓圈。這種離奇古怪的故事一開始還能引起歸國青年的義憤，但不久也就沒有多少人信以為真了。
當時中共發起上山下鄉運動，動員城市青年響應毛澤東號召，到農村安家落戶。歸僑由於身份不同，多少和一般青年有區別，所以沒有在運動中被硬性分配下鄉，但也受到動員。很多歸僑在瞭解到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後很是恐慌，加上就業和其他生活問題，有些人為了改變處境，就想出了歪主意。
華僑學校有一個積極份子，為 了表現自己，把好好的衣服剪一個洞縫上補丁顯示艱苦樸素。有一天別人發現他被五花大綁昏倒在廁所裡，頭上還有傷，當時全校轟動，說是階級敵人報復積極份子，結果查出這是此人一手導演的苦肉計，為的是爭取入黨。這樣一出活劇，用原甸的話來說，真是比任何所謂的階級鬥爭更令人驚心動魄。
在這樣一個極端畸形和把正常人的人格和心理扭曲的社會生活了不久，原甸就產生了幻滅和厭惡。後來他就離開了廣州去了香港，告別了他對革命的憧憬和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