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書記不入常，維穩的機制會不會發生變化？我認為維穩首先是一種統治的方式，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我們過去談過維穩的來龍去脈，這裡我們就不多提了。這個維穩實際上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先成立了「610」辦公室，在具體的迫害人權的過程當中，迫害法輪功的過程當中逐漸的積累經驗形成一個體系。到了奧運會之前，就把這個體系直接的移植到維穩領導小組和維穩辦。這個體系它是一個全面的、多年來貫徹實行的。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系統工程，這個工程它的形成是中共和人民徹底對立這個性質所需要的。
政法委出局和維穩前景
第二個就想談一下政法委的出局和維穩的前景，因為政法委出局直接就影響到維穩的問題。常委定七個人和政法委出局，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本來常委九個人它的目的就是為了互相牽制，分散權力，使得中共最高層的決策過程變得效率更低而不是更高。這是和整個格局的設計是有關係的。設計這個寡頭平權，它的目的並不是建設性的，而是維持性的，不是說要變，而是說要不變，就不管是政策還是做法，它都是希望不變的，因此它的效率是愈低愈好。效率高只是說對「變」有利，而效率低是對「不變」有利的。
所以這十年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一個看守政權。當然這種格局從中共統治的角度來說的話，它的弊端也是顯露無疑的。這次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和江、胡這兩任的區別，是習近平很可能在完全接班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而常委七人比九人對習近平更有利；胡錦濤本人也出於要壓制，或者徹底排除江澤民干政，從這個目的出發的話，他也會支持人數比較少的方案。這就是常委七人的基礎。
對於政法委出局，在這之前，其實大家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了，不管是支持這種作法，還是反對這種作法的人，基本上沒有多大的不同意見。原因一個是，政法委在常委這一級由於薄熙來的出局而使得政法委後繼無人，找不到一個政治局委員有可能入常的人來接政法委書記。
公安部長孟建柱原來只是個中央委員，他沒有特別的表現和後臺的話，不大可能連跳兩級進入常委，這次他倒是進了政治局而且接手了政法委書記。而孟建柱坐這個位置的話，並不是非要他不可的，就是別人也可以替代的，隨便找一個省委書記，在孟建柱接替公安部長的時候，找另外一個人也可以來接替公安部長，不是非他不可的。
這和當初江澤民找周永康當公安部長的情況不一樣。江澤民找周永康是對當時的公安部長賈春旺不滿意，認為他迫害法輪功的程度達不到他的要求，所以要找一個心狠手辣、極端頑固的人，又能夠被江信的過的，又是主動迫害法輪功血債纍纍的，要找到這麼一個人來代替公安部長的位置。那個時候全國看來真的是非周永康莫屬。別人也參與迫害，但有的是被動接受命令，有的是手段達不到周永康這個程度。就是因為這些，周永康才在後來有機會去接替羅干，進入政治局常委任政法委書記。後來看中薄熙來，他的判斷標準也是一樣的。當然薄熙來自己本人另有野心，那是另外一回事。其他這次入常的這批人當中，直接能夠接手政法委的，還真找不到。
因為政法委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就是在權力被削弱以後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沒有公安部經驗的直接就管理政法委，幾乎沒有可能。所以在目前的分工上，常委裡面如果有一個人要代表共產黨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去分管政法工作的話，那可能會由習近平本人，或者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來兼管政法工作。而政法委就留在政治局這個水平上，不進入常委。
談到這裡我們就要談一談關於維穩體系的前景問題。十八大以後有一些，特別是美國朋友就問：中共的政法委書記不入常，維穩的機制會不會發生變化？我認為維穩首先是一種統治的方式，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我們過去談過維穩的來龍去脈，這裡我們就不多提了。這個維穩實際上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先成立了「610」辦公室，在具體的迫害人權的過程當中，迫害法輪功的過程當中逐漸的積累經驗形成一個體系。到了奧運會之前，就把這個體系直接的移植到維穩領導小組和維穩辦。
這個體系它是一個全面的、多年來貫徹實行的。它從黨內的文件到對相關法律的解釋，就怎麼用這些法律來迫害人權，這裡就包括黨政幹部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信訪條例》的更改，和後來政法委對信訪條例的解釋，如何把這些東西應用到維穩上。
另外還有組織結構的保證，這裡就包括像政法委對公、檢、法、司怎麼樣指揮，怎麼樣協調；武警的雙重領導，怎麼樣又受中央軍委領導，又受公安部門領導；公安部門還有內部的分工，包括政治警察國保是怎麼形成的，是怎麼加強的；還有各級「610」辦公室和各級維穩辦等等。這是組織結構的保證。
另外還有資源的配備，像財政撥款，這兩年維穩經費都已經超過軍費了。另外還有一些動員機制怎麼樣形成，怎麼樣貫徹，像突發社會安全事件應急預案，從中央立法開始，一直到各省，各個市、各個區縣，一直到街道都有相應的應急預案。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系統工程，這個工程它的形成是中共和人民徹底對立這個性質所需要的。
政法委它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權力過分擴張，又成為江留任軍委主席以後形成的第二中央的一個部分，後來發展到第二中央的一個主要代表，從而危及到了中共本身的安全，而中共覺得需要約束它而已，並不表示這個維穩的方針、維穩的政策會改變，中共對民眾的鎮壓會改變，這不會的。
因為維穩思維的改變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是實際可以應用的理論在中共體制內部是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旦建立起來以後要找替代品也是不容易的，這不像是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每個人都可以弄出一套來。維穩思維是實際運作的，這個系統一直在運行，只要它的思維不改變，它的機制就會繼續運行，不是說替換掉一個政法委書記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也不是說把政法委趕出常委就可以解決的，因為這些問題，所有的社會問題，還是需要這個系統來解決的，只不過是把這個領導權從另外一個第二中央收回到了現在的中央，如此而已。
而維穩思維和理論，它是建立在中共越是經濟發展，它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統治手段越來越少，怎麼辦呢？最後只剩下暴力鎮壓這一條路了。這就是維穩思維的來源。而這個又是和過去30年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更多的是和過去63年中共的統治模式有直接關係的。
再談下去的話，那我們就要回到中共的體制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上了，這就不是說哪一個人，哪一天想改變就突然之間能改變得了的。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十八大的報告，還是常委的人選，都充分表明中共沒有任何跡象要改變現狀，當然也就不會改變現在的維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