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應該擔憂的是「富裕危機」，而非30年前的貧困。今後中國官員將不得不努力逃離這個製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貧困的市場刺激陷阱。
在過去，令中國官員夜不能寐的是國家的貧困。但現在，令人失眠的不再是貧困問題，而是富裕問題。
亞洲富裕階層快速增長 中國富人超西歐多國
根據瑞士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亞洲首次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地區，調查報告稱，截止2012年6月底的為期一年間，亞洲地區家計總資產超過歐洲，全球家計總資產同比減少5.2%，報告還預測指出，亞洲地區的富裕階層人數還將在今後數年內快速增長，預計5年內將擴大70%，達1170萬人，其中日本和中國的新增富豪人數最多。
法國<索福瑞公司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西方國家富人仍佔全球富人總數的80%。而中國的富人人數超過了許多西歐國家。
27%的美國家庭屬於富裕家庭，而在中國這個數字只有1%。根據中國公安部的數據，中國有4億多個家庭，這意味著有400多萬個中國家庭進入了富裕家庭的行列。
調查還顯示，全球富人的80%居住在西方國家，但中國富裕家庭的數量已經超過德國、法國等主要歐洲國家。
報導援引索福瑞商業和金融部門主管斯蒂恩的話說：「全球富人的人數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通過調查預期市場的潛力和走向。我們這次調查證實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將在未來幾年成為全球富人聚集的中心。」
中國資產分布不均情況遠遠大於收入不均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發表的報告稱，流動資產在5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人平均年齡為36歲，香港類似階層的平均年齡是48歲，印度尼西亞為38歲。這份報告囊括了澳大利亞、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臺灣的數據。
匯豐公司的調查顯示，中國富裕階層的年齡在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中是最年輕的，而且這一階層的人數有望超過亞洲發達國家。
匯豐亞太區財富管理業務負責人李錦榮說：「他們的年齡都在30多歲左右——正是積累財富的階段。將來看到這批人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時，你不會覺得意外。到某個時候，這批人的數量將很可能超過那些成熟市場的水平。」李錦榮表示，由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將很可能促使亞洲富人把更多資金投在當地。
據悉，匯豐、花旗、渣打這些全球性銀行都在亞洲擴展業務。當地的經濟發展速度與財富創造速度都超過了美國和歐洲。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全國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顯示，截至去年8月，中國內地家庭金融資產平均為6.38萬元。其中，城市家庭金融資產平均為11.20萬元，農村家庭金融資產平均為3.10萬元，城鄉之間的差異顯著。
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8月，中國家庭資產平均為121.69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247.60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7.70萬元。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農村22278元。從數據中發現有0.5%的中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00萬，有150萬中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00萬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佔整個社會總收入的57%，說明中國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現象已經較為嚴重。
清華大學教授李宏彬表示，根據這個收入分配算出GDP數下線是0.44%，資產85%，根據資產算出GDP數是0.75%，說明我國目前資產分布不均情況遠遠大於收入不均情況，這跟房地產發展和金融市場發展有關係。
中國貧富差距超美國 面臨泡沫經濟
在中國日漸富有的今天，一些知識份子開始求助於新的信息來源，試圖理解中國的問題。1958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學家J•K•加爾佈雷思的《富裕社會》一書對當時美國狂熱追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現象作出批判性分析。他指出，對所生產的物質總量的狂熱追求必將讓位於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可能的生活質量。
中國已經變成貧富差距比美國還嚴重的國家。盧周來和王紹光等中國學者認為，在當今中國，加爾佈雷思能很容易地找到美國富裕社會的症狀。首先，當局代表著以其他一切為代價，狂熱追求經濟增長的一代人。其次，自從社會主義中國打破社會保障的「鐵飯碗」之後，不平等現象急劇加劇。第三，個人消費的膨脹以犧牲養老金、衛生和教育等公共福利投資為代價。第四，過度發展和「面子工程」的開支大幅度增加，削弱了社會福利方面的社會投資。
缺乏對大多數勞動者的保護鞏固了支撐中國增長的另一個支柱：用於投資基礎設施的廉價資本。如果政府不保障養老金、衛生和教育服務，那麼人民就必須省下近一半的收入以應對個人的困難。但國有銀行提供的利息過低，使得大量廉價資本落入企業家手中，為投機性投資埋單，造成通貨膨脹，使國內遍佈著一些無用的龐大工程，如宮殿般的市政辦公樓、停產的工廠和空置的酒店。
中國對增長和財富的渴求製造了泡沫經濟，使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陷入貧困。近年來在中國展開了關於如何逃脫富裕陷阱的討論。一方面，有很多人要求採取措施刺激內需。他們提出的第一項建議就是提高工資，取消對出口的人為補貼，為獲取社會服務提供便利，改革戶口制度，結束通過人為壓低利率進行的「金融鎮壓」。
提高工資和逐步提高人民幣匯率已經很困難了，但結束低利率的「金融鎮壓」更是對中國權力階層利益的直接打擊。
此外，這些措施將成為增長的障礙。因此，很多觀察家尋求一個讓中國的財富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他們主張實現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鼓勵企業提高價值，制定使不平等現象具有合法性的政策，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不平等是進步的重要條件。
很多人贊成中山大學教授肖濱提出的彈性專制的「廣東模式」，這種模式給予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在網際網路上表達擔憂的空間。但王紹光擔心的是，如果不竭盡全力應對造成不滿情緒的根源，問題會越來越糟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金融危機不僅標誌著華盛頓共識的死亡，也引發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危機。廣東等最發達的地區立即陷入混亂，西方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驟減。此外，隨著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和利率上漲，關於傳統增長基礎逐漸被破壞的感覺也日益強烈。
中國的巨額一攬子刺激計畫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加劇了長期的不平衡現象。如果說前人不得不與貧困問題作鬥爭的話，今後中國官員將不得不努力逃離這個製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貧困的市場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