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讓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了嗎？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一
引子
中共當政之初，許多中國民眾都天真地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很快將屹立於世界之林，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強國之夢就要成真了。
然而，毛時代近30年的極權暴政，非但沒有如他們所以為的那樣，把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國家，反而將中華民族拖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難。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更是把整個國家和民族折騰得奄奄一息，中共的統治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文革後，為了重塑政權的合法性，中共改弦易轍，搞起了改革開放。按照官方的宣傳，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充分說明瞭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擔當者和卓越領導者。正因為如此，文革後中共一直將改革開放視為其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依據。
那麼，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它到底是證明了還是顛覆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是每個心系中華民族前途的人都在關注和思考的現實課題，也是歷史要求我們必須給出認真而明確答案的重大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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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相似，中共的改革開放純粹是一場只改革經濟體制不改革政治體制的跛腳改革，一場「一黨專政為體，市場經濟為用」的新式維新，一場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換湯不換藥的自救運動。這樣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把中國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題記
一
今年初，時為中共「王儲」的習近平訪美前夕，旅居德國的中國維權律師許北方先生給美國總統歐巴馬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
尊敬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先生：
我是中國公民許北方，15年前我在中國和你是同行，學習法律和從事律師工作，一樣行業，不一樣的命運，你在憲政民主的制度下，追求公平，公正，自由的法治精神，你被偉大的美國人民推選為總統，服務於美國人民。
我在中國維護人權，宣傳法治和人權的思想，推進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制度，我被判刑入獄4年，被戴手銬腳鐐受盡了酷刑和折磨，身體和心靈的創傷至今難以恢復，父親母親都在對我的期盼中離去，他們在死神來臨的那一刻還在一直喊著我的名字，至死沒能看到我一眼，就在母親魂歸天外的那一天，沒有人性的共產黨集團打手又開始毆打我，用電棍電我，逼我認罪，把我放在零下20多度的冰窖折磨。
他們指控我有罪的證據是，讀了英國約翰•洛克的《論政府》，讓•雅克•盧梭的《契約論》，查理•路易•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號召建立工會，保護工人權利等等------
歐巴馬先生你也從事過律師工作，當你遇到這樣荒唐的證據，並給判刑送進監獄折磨，你會怎麼想，怎麼認為這樣一夥人和這樣一個政府制度。
歐巴馬先生像我這樣的遭遇在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每時每刻都有無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新聞報導，「西藏民族文化被摧殘，為保衛民族的尊嚴不斷有僧人和藏人被殺害和被逼自殺」，造成這些事件的儈子手領導指揮者就是你即將要握手擁抱的中共集團代表習近平。
2月4日中共不顧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譴責毅然公開袒護巴沙爾阿薩德集團屠殺敘利亞人民，中共集團在中國與人民為敵，屠殺搶劫平民。在國際社會與世界人民為敵，支持暴力恐怖屠殺。這是人類歷史社會從來沒有過的公開犯罪行為，而國際社會不能制止，使有良知的人不能理解，這是對世界正義道德的羞辱。
歐巴馬先生，中共的恐怖頭目習近平即將踏入白宮與你會面，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一夥靠殺人搶劫恐怖暴力的集團是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只有人民在憲法保護下選舉出來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才能代表人民。
我也期盼你在與習近平會面時要提出警告，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憲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國憲法，遵守世界人權的基本準則，保障中國公民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的自由。
歐巴馬先生我也有個私人的請求，請你向習近平提出，保障我回到中國的人身安全，我要回到中國建立中共的反對黨，「中國憲政黨」，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
讀罷這封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人，恐怕不免都會有一番感慨。
試想，一個中國公民，僅僅因為「維護人權，宣傳法治和人權的思想，推進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制度」就被判刑入獄4年，在獄中「被戴手銬腳鐐受盡了酷刑和折磨，身體和心靈的創傷至今難以恢復」；更有甚者，「這樣的遭遇在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每時每刻都有無助呻吟者非正常的被折磨死去」，這說明瞭什麼？
試想，一個中國公民，無法寄希望於依靠本國的政治制度約束自己的統治者，只好要求美國總統「警告」他們「停止恐怖暴力，放下屠刀，融入世界憲政民主的大潮中，修改中國憲法，遵守世界人權的基本準則，保障中國公民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的自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為了「建立中共的反對黨-----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不得不請求歐巴馬向習近平提出「保障」自己「回到中國的人身安全」，這又說明瞭什麼？
它們至少說明瞭一點：改革開放並未讓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自由，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悖離世界民主潮流，自由人權嚴重缺失的典型專制國家。
這其實也是國際主流社會對當今中國的一致評價。
2012年5月24日，美國發布了2011年度人權國別報告，一如既往地視中國為「獨裁國家」，並稱在主要領域中國的人權形勢還在繼續惡化。
創立於1941年，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是一個倡導民主和人權的獨立監督機構，每年都會就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對世界各國和地區進行年度評估。這家機構2012年發布的最新報告把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北朝鮮、緬甸、古巴等16個國家一同列為專制國家。
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分析師薩拉•庫克認為，中國向世界開放了其經濟領域。但是，在人權領域卻非常獨裁專制。她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長時間以來，中國一直是人權狀況很糟糕的國家。中共不允許人民自由地討論政治、人權等問題。甚至表達一些與政府不同的觀點也會被視作犯罪。一些敢於發聲的社會活動家、律師等被騷擾、審問，甚至關進監獄。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合法的法律程序。」她還說，「自由之家把全球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分成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類。中國屬於不自由之列。而且中國佔世界上不自由的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共一直不遺餘力地迫害一些團體，如西藏宗教人士、法輪功學員。更令人擔憂的是，從整體上看，201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變得更糟糕了。」
二
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迄今仍是一個民主自由嚴重缺失的專制國家，這雖然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但卻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實，早在改革開放的帷幕剛剛拉開時，這一點就已經注定了。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一黨專制的極權國家，共產黨壟斷了社會的一切權力和資源，同時也剝奪了人們的一切自由。這種極權暴政不僅把中華民族拖入了萬劫不復的災難深淵，也把共產黨自己推到了懸崖邊緣。事實很清楚，如果共產黨再不改弦更張，繼續在這條老路上走下去，就無法維持原有的統治。於是，文革後，結束毛時代的「極左路線」，改變現狀自然就成了體制內外大多數國人的共同願望，改革開放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從那個特殊年代走過來的人至今都還清楚地記得，那是個民心思變的年代。不過，具體到究竟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哪些方面需要開放，以及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人們的想法其實並不相同，甚至區別很大。
過來人魏京生先生回憶說，當時「中國有許多經過了文革磨難的思考者，已經明確地認識到：不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沒有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都難以解決，中國無法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進入現代化社會。」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卻完全不是這種想法，他們只想改變毛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極左政策」，只想拋棄毛時代僵化了的經濟體制，只想引進西方的現代科技和市場經濟，並不想結束一黨專制。一言以蔽之，大家都要改革開放，但覺醒了的中國民眾要搞的是以廢除共產黨一黨專制為目地的改革開放，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要搞的卻是以挽救和修補一黨專制為目地的改革開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過幾個月，改革開放剛剛開張，「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便再好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1979年3月30日，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方針僅僅3個多月，鄧小平便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做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並且特別強調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每個共產黨員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的動搖。
鄧小平還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中央之所以認為今天必須反覆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注1）。
就像孫悟空用金箍棒給唐僧劃的圈一樣，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鄧小平給改革開放劃的圈。按他立的這個「規矩」，再怎麼改革，再怎麼開放，這個圈都是絕對不能逾越的，特別是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當然，這也絕不是鄧小平個人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中共黨的意志的集中體現。正因為這個緣故，四項基本原則被中共寫進了此後的各種重大文件，反覆予以強調。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規定：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保證。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四項基本原則又作了記載和肯定，並明確規定，中國人民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實現新時期的根本任務而奮鬥。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就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有利於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注2）同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注3）。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將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載入了新黨章，而「兩個基本點」中的頭一個基本點就是堅持思想基本原則。
2007年10月21日，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再次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30多年來，中共領導人換了幾茬，政策也一變再變，但四項基本原則卻始終被他們奉為不能動搖的金科玉律，也是一根誰都不許碰的政治高壓線。正是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共的改革開放到頭來必定是一場只改革開放經濟體制不改革開放政治體制的跛腳改革開放，一場「一黨專政為體，市場經濟為用」的新式維新，一場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換湯不換藥的自救運動。
歷史有時有著驚人的相似！一百多年前，當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陷入搖搖欲墜的危機時，朝廷中主張「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改革派曾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試圖通過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讓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新恢復元氣。一百多年後，中共的改革開放不啻就是洋務運動的某種重演。
試想，這樣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把中國真正引向民主自由呢！
三
稍微有點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在現代社會，民主的基本特徵則是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因此，民主與一黨專制可謂水火不容。迄今為止，中共始終強調中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說明它根本就不打算廢除毛時代建立的一黨專制，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不可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關於這一點，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得可謂斬釘截鐵——「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三權鼎立’」。顯而易見，不拋棄四項基本原則，不拋棄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再怎麼改革開放，都不可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只能在一黨專制的死胡同裡繼續走下去。
事實也是如此！在毛澤東當權的時代，共產黨凌駕於一切之上，中國的大小事務，都得由它做主，由它說了算。就像被打成「右派」的儲安平先生所形容的那樣，當年的中國就是個「黨天下」。改革開放後，這種現狀改變了嗎？一點沒變，還是老樣子！
跟毛時代一樣，今天的中共依然一手遮天，壟斷著整個國家權力，什麼事都由它拍板，由它說了算。別的且不說，它與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的關係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這一點。
按照中國現行憲法規定，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修改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有權制定和修改國家的基本法律；有權選舉、決定、罷免國家機構組成人員；有權決定國家的重大事項和監督國家機關。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當今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根本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是「黨中央」，舉凡關乎國家命運的各種重大事務，從制定、修改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到選舉、決定、罷免國家機構組成人員等等，莫不由中共一手操控。說穿了，中共和人大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主子與奴僕的關係。
為了確保這種領導與被領導、主子與奴僕的關係，中共從制度上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首先，全國人大的一把手（即全國人大主任）都是由中共中央任命的，通常都由中共的二三把手擔任，並且是在中共的一把手和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開展工作的。全國人大的副主任絕大多數不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員就是中央委員。以這些人為主，全國人大還設有專門的黨組，以此具體體現中共對人大的領導。
再者，全國人大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的立法和決策機構，但實際上，有關國計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針以及中國的法律，都由中共一手制定，真正掌握立法權和決策權的不是人大，而是黨。黨確定好大政方針和法律之後，再把它們拿到人大會議上，讓代表們裝模作樣地討論討論，鼓鼓掌，唱唱讚歌，然後再舉手錶決通過。事後還一臉真誠地告訴人民，這些大政方針和法律都是由人大一手制定和通過的，充分反映了他們的意願。老百姓之所以把人大戲稱為「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原因即在於此！
再來看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當今世界各國議會的議員，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竟選的民主原則由老百姓選舉出來的，但中國的人大代表卻根本不是真正民選的。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國，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都是由黨的組織部門事先圈定的，然後再交給民眾投票。作為一種政治頭銜，相當一部分人大代表實際上成了當局獎勵企業老闆、進行權錢交易的獎品。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在黨的一手操縱下產生的，說到底，其實就是黨變相任命的，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下選舉的形式而已。
至於人大代表的構成就更離譜了。僅以2010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為例，在這一年的3000多名人大代表中，95%以上的人為各級黨政官員，其他的則是企業老闆、學界名人、演藝明星。這些人的職業、生活和活動圈子，與民眾基本沒什麼關係。說到底，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中共的代表、政府的代表、官員的代表。要這樣的代表去監督政府，為民眾代言，無異於緣木求魚。
那麼人大代表的作用究竟又如何呢？在現代代議制國家，民意代表除了必須普選、不得有官員身份之外，還必須專職。因為只有專職化、職業化，才能保證代表有充足的時間、精力、能力承擔民眾代言人的大量工作。反觀中國，除了人大常委常設機構工作人員外，人大代表都是業餘或兼職，其履行代表職責的時間和活動，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幾天人大會議期間，被召集在一起參加會議，議一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事。以中央政府全年的工作審議為例，僅用幾天時間，將幾千名散居於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集中起來，審議大量的專業報告，這豈不是走過場？人大會議因此被民眾戲稱為官商和名人明星的聚會。不僅如此，人大代表的的履職能力及水平也相當差。對於部分企業老闆、科技人員、演藝明星代表，其作為代表的榮譽象徵遠大於議政能力。在一年一度幾天的全國人代會上，居然有代表提老公給老婆發工資這樣的笑話提案，還有的代表居然因從來不對政府工作提意見、「不給政府添亂」而自傲。難怪老百姓譏諷說，人大代表無非就是「見面握握手，會上拍拍手，表決舉舉手，散會揮揮手」。如此「參政議政」，有何效果可言？！
可見，通過人大行使國家權力的根本不是人民，而是中共。除此之外，中共與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等也都是這樣一種性質的關係。說到底，人民只不過是這個國家名義上的主人，中共才是真正的主人。毛時代如此，今天的中國仍然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歷史完全就是停滯的！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但沒有黨外民主，同樣也沒有黨內民主。毛澤東身後，不論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儘管都不再具有毛澤東當年那種一言九鼎為所欲為的權力和權威，但仍然牢牢控制著黨的最高權力。他們獨斷專橫，飛揚跋扈，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就左右了整個黨的一切，左右了整個國家。當年江澤民置其他政治局常委的不同意見於不顧，硬是一個人強行拍板要鎮壓法輪功，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
五
跛腳的改革開放不但不可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同樣也不可能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誠然，改革開放後的大陸民眾，擁有了一些毛時代所不曾擁有過的權利，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不但敢想，而且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了。
比如，毛時代大陸人沒有穿衣的自由，統一著毛式中山裝，一律灰色或綠色。改革開放後國人穿衣著裝則越來越開放，尤其是今天，穿奇裝異服非但不會被禁止，而且成了被鼓勵的消費新潮。
又如，毛時代百姓連談戀愛都要向「組織」請示匯報，戀人在公眾場合公開拉手，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意識和生活作風，改革開放後對於這種事「組織」上一般就不管了，年輕人高興怎麼談就怎麼談，別說在公眾場合手拉手，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接吻擁抱，黨今天也不會干預。在許多城市，甚至連色情行業都成了被官方默許的經濟增長點。
再如，毛時代只允許公有制存在，私有財產被視為「萬惡之源」，商品經濟被當作「投機倒把」遭到嚴禁。改革開放後整個倒了個個，商品經濟成了「香饃饃」，不但私營經濟受到官方的青睞，連私有財產最終也修成「正果」，寫入了憲法。
顯然，類似的變化還可以列出一長串。有人甚至覺得，今天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什麼不自由的，幾乎沒有什麼是想幹而不能幹的。面對國際輿論，中共更是拍著胸脯信誓旦旦地宣稱，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人權發展的最好時期」，大陸人民如今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充分自由」。但是，如果深究一步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自由其實既不是人們期盼獲得和理應屬於他們的自由的全部，更不是這些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充其量只不過是謀取財富和享受財富的自由，說得通俗些，也就是掙錢花錢的自由。
那麼，什麼是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權利呢？那就是聯合國通過並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明確規定的，「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的，也就是人人都應該享有的言論自由、思想（包括信仰在內）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它們之所以構成人類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是因為人區別於動物最根本的標誌在於人是有思想和精神的高級生命，擁有、表達和傳播屬於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不但是「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也是維繫人類尊嚴的根本所在。
《世界人權宣言》並且分別對這些自由的具體內容做了詳盡的闡述，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八條）。」「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條）。」「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第二十條）。」與此相關的自由權利還包括「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第五條）。」「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條）。」
不幸的是，儘管改革開放已經搞了30多年，但中國人民理應擁有的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權利卻依然與他們無緣。如果說在毛時代，大陸公民從來不曾擁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理應屬於他們的這些權利始終為中共所扼殺和踐踏的話，那麼到今天為止這種狀況不但沒有改觀，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時段甚至還有過之而不及。
不錯，今天的中國人是有了掙錢花錢的自由，但他們有以信仰自由為標誌的思想自由嗎？依然沒有！法輪功和家庭教會在大陸的遭遇就是兩個最典型也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雖然不是宗教，但與傳統正教相似，也是一種建立在有神論基礎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導修煉者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努力做一個好人，一個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不但身體越來越健康，而且道德水準不斷提高，精神風貌煥然一新。他們在社會上恪守公德，助人為樂；在單位裡，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和睦相處。不僅如此，法輪功修煉者在做好本職工作外，對政治不感興趣，不但不參與政治，而且把對政治和權力的執著看作是橫在修煉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大量事實表明，法輪功在大陸的迅速傳播，既使修煉者自身的道德水準得到了明顯提高，也有力的穩定了社會，帶動了整個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稱得上是與國與民與己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這麼好的功法，小雞肚腸的獨裁者江澤民卻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顛倒黑白，捏造罪名，將法輪功打成所謂「邪教」予以取締，並對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大肆進行非法鎮壓和迫害。據不完全統計，自1999年以來，大陸至少有10多萬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教判刑，數千人被迫害致死。
被中共當做邪教鎮壓的還有家庭教會。據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前些年的調查，在大陸50萬家庭教會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過，4014人被判勞改勞教，129人殘害致死，208人致殘，997人被監視，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兩萬多人挨過打，一萬多人被罰款（最少的是罰5角，最多的罰80多萬），而終日惶恐不安，聚會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50萬信徒。
同樣，今天的中國人有言論自由了嗎？也沒有！改革開放後，中共不但相繼發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用行政手段打壓不同政見，更採取法律和暴力手段，將眾多公開批評當局，傳播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非法判刑勞教，關進監獄，百般摧殘。
近年來，中共對言論自由的壓制還出現了一種引人關注的新現象：跨省追捕。
隨著大陸網路的發展和公民意識的覺醒，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網民在網上發帖，揭發時弊，批評政府，表達民意，但一些地方政府卻對此惱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身處另一省份的發帖者公開跨省進行抓捕，嚴重侵犯了他們的言論自由。
如身居上海的青年網民王帥在多次舉報無果後，於2009年2月12日上網發帖，揭露河南靈寶市政府2008年5月違法「租」用大王鎮農地28平方公里，約3萬餘農民將因此失去土地。不料竟然因言獲罪，3月6日靈寶市網警跨省來到上海將其抓捕。與此類似的是，2011年8月16日，在上海工作的江蘇睢寧人高國龍因在網上發帖批評睢寧法院的執行工作，被家鄉的兩個法官帶隊將他從上海抓回睢寧。此後，睢寧法院以誹謗他人的罪名對其處以拘留15日並罰款1萬元。
那麼，當今的中國人有集會和結社自由了嗎？同樣沒有！改革開放30年多來，大陸當局對民間社團的扼殺，對民眾集會遊行示威的打壓可以說從來就不曾間斷過。上世紀末中國民主黨的遭遇和剛剛發生的什邡事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兩個事例。
1998年6月，借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之機，一些大陸民運人士開始籌建中國民主黨。該黨宣稱主張多黨憲政民主，主張自由公正普選，主張實現中國公平和自由，追求與主張用和平、漸進的方式改變政府，同時承認人民有選擇暴力革命的手段來改變政府的權力。江澤民對此極為震怒，惡狠狠地說：「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於是，克林頓剛一離開中國，中共當局便立即對組建中國民主黨的人士進行打壓，多名參與者被非法判刑，其黨總部流亡到美國，活動也由公開轉移到半地下。
今年7月1日，四川什邡市群眾因不滿宏達鉬銅項目對當地環境的負面影響，紛紛集會遊行，以示抗議。事件發生後，什邡市政府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來「維穩」，向遊行示威的群眾發射震撼彈和催淚彈，甚至對抗議者揮舞大棒，大打出手，導致多人受傷。7月3日，什邡公安局又發出通告恐嚇市民，「凡正在通過網際網路、手機簡訊息和其它方式煽動、策劃或者組織非法集會、遊行、示威者，必須立即停止違法活動，並自行採取措施消除影響。否則，一經查實，將依法處理。」通告還勒令「凡煽動、策劃、組織非法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或打砸搶的人員，三天內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此後，有27名遊行示威者被當局作為「涉嫌違法犯罪人員」予以強制帶離。
退一步說，即便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民所獲得的掙錢花錢的自由，也並不是中共恩賜給他們的，而是本來就應該屬於他們的，但卻被中共強行剝奪了許多年，直到今天才不得不歸還給了他們而已。更重要的是，中共之所以把這些無礙其專制統治的自由權利暫時歸還給人民，決不是真地為了讓人民過上自由自在的有尊嚴的生活，而是為了在變化了的新形勢下，以此迷惑和麻醉人民，以便更好地扼殺那些對人民來說更為基本更為重要，同時又勢必會動搖其專制統治的自由權利。
說得更明白些，生活在今日大陸的中國人，只要你不去觸犯中共的獨裁統治，乖乖地老老實實地聽「黨的話」，做一個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順民，你有的是掙錢花錢的自由，想怎麼掙怎麼花都行；反之，誰要是觸犯了中共的獨裁統治（注意，觸犯與否的標準完全是由中共一手制訂的，而不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誰要是敢於公開批評和反對中共，誰要是不乖乖地老老實實聽「黨的話」，敢於公開堅持自己的獨立選擇，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誰要是不願做一個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順民，誰就必定要受到中共的殘酷鎮壓和迫害，甚至連掙錢花錢的自由都會因此被剝奪。
試想，這種殘缺的畸形的自由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嗎？
六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不但無意啟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還政於民，引領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新天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鎮壓中國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大體上說，這30多年中，中國大陸先後湧現過三波源自民間的民主運動浪潮，每波浪潮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中共的無情絞殺。
第一波浪潮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民主牆運動。
1978年底，有人在北京西單東北角的牆上開始張貼大字報和小字報，「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和解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人權和法治」。民主牆前還出現了自發組織的「民主討論會」。之後一些民間團體將自己製作的刊物貼在西單牆上或散發給來往群眾，一些外國媒體也趕來採訪，這使西單民主牆有了國際影響。與此同時，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其它城市也出現了與其遙相呼應的聲音。這樣，很快便形成了一個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民主牆運動。
這期間，北京工人魏京生先後在西單民主牆上張貼了兩張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和《要民主不要新的獨裁》，明確提出：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個新的諾言。四個現代化都屬於物質條件，如果政治不實行民主化，這些物質條件不可能順利發展，或將畸形發展，就像德國、日本一樣，並非百姓之福。他更直言不諱地指出，鄧小平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維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權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而「任何形式的獨裁和專制集權主義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魏京生的這些觀點引發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共鳴。
民主牆運動興起的初期，鄧小平等人為了利用民意和社會輿論向黨內保守派施壓，為自己最終執掌最高決策權增加政治籌碼，曾一度對其公開表示支持。但此後不久，當鄧在中共11屆3中全會上如願以償地執掌了最高權力之後，眼見民主牆運動的鋒芒直指中共的專制制度和他自己，態度隨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過去的支持迅速轉為否定。在這種背景下，轟轟烈烈的民主牆運動很快便被中共鎮壓了下去，民主牆遭到取締，魏京生等人被判刑。
第二波浪潮是興起於1989年的89民主運動。
始於當年4月15日，終於6月4日，由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的這場民主運動，雖然發起者和主體是大學生，但參與者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堪稱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也是持續時間最長、波及範圍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全民運動，被當時西方媒體稱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大學生不但旗幟鮮明地喊出了「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而且向中共當局提出了7點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作為，肯定其對於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2、承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錯誤，對於蒙受冤屈的知識份子給予平反。3、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訊息應向人民公開，藉此表明政府反對貪腐的決心。4、解除報禁並允許民間創辦報社，停止新聞檢查制度並施行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並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的限制示威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錯誤向全國人民公開檢討，並透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人展開改選。」對此，中共當局不但不予以回應，而且公然於光天化日之下出動坦克，使用國際上禁止使用的開花彈，在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開槍射殺愛國學生和市民，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流血慘案。事後，當局更展開政治清洗，槍斃、逮捕和通緝運動參與者，一時間白色恐怖遍佈全國。
七
中共對大陸民間民主運動的一次次無情絞殺，把一個專制獨裁者的頑固本性在全世界面前展現得可謂淋漓盡致。不過，誰今天要是批評和指責中共還死抱著專制的衣缽不放，繼續與民主自由為敵的話，它必定會跳起來義正詞嚴地進行反駁，顯出一臉被人誤解的無辜和憤怒。一些天真的人還真被這種架勢給蒙住了，以至於開始疑惑是否應該重新定義今天的中共。
不錯，與毛時代相比，改革開放後中共對待民主自由的策略確實有明顯變化。畢竟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人類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愈發強烈，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加入了民主自由的大家庭。不言而喻，誰要是再明目張膽地逆時代潮流而動，赤裸裸地與民主自由對抗，不但在國際社會上無法立足，而且勢必會遭到本國人民的吐棄。為這種時勢所迫，骨子裡極端敵視民主自由的中共，也精明地擺出了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利用各種場合不停地上演民主秀、人權秀，試圖以此改變其專制惡魔和人權打手的一貫形象，贏得國際社會和海內外華人的好感。
為了擺出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無一不把民主掛在嘴上。鄧小平的名言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江澤民承諾：「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權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胡錦濤說得也很動聽：「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
為了擺出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中共於2005年首次發表了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毫不臉紅地為自己塗脂抹粉，謊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正在不斷健全、完善和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民主制度不斷健全，民主形式日益豐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正在與時俱進，不斷呈現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為了擺出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中共從毛時代的拒絕和批判人權轉向在表面上公開承認和肯定人權。1997年中共十五大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黨代會報告，2004年第十屆中共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並聲稱這標誌著自己已經明確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了治國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務。
為了擺出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中共積極「與國際接軌」，調整人權外交戰略，主動出擊參加國際人權活動，包括與國際人權條約機制的合作、與聯合國人權機構的合作、參與國際人權對話和人權交流等。截止2011年，中國已先後加入了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內的27項國際人權條約。
為了擺出一副積極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態，中共還相繼推出了一些無足輕重、不痛不痒的政改措施。比如，把所謂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起來，即「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儘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在個別省份差額選舉省委常委，以及在地市黨政正職選任中實行「公推票決」等。再比如，實行城鄉「同票同權」，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加強與群眾的密切聯繫」，提高一線人大代表的比例；人大代表的候選人在選舉委員會的組織下可以與選民見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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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樣的民主秀、人權秀不但層出不窮，而且也確實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然而，中共的本性歷來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在民主自由的問題上也不例外。一些天真善良的人恐怕不會想到，當中共一邊在台上聲情並茂地表演著如何大力推進民主自由時，一邊卻在台下一如既往地扼殺和踐踏著民主自由，其血腥殘暴可以說一點也不遜於毛時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時代再血腥，也不曾公開出動坦克，使用國際上禁止使用的開花彈，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槍殺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愛國群眾。毛時代再殘暴，也不曾將成千上萬的修煉人投入監獄進行慘絕人寰的迫害，甚至活摘他們的器官，將數千人折磨致死。
換一個角度看，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發展到什麼程度，不在於它的政府說了什麼，而在於它實際做了什麼。有興趣的人不妨查一查歷史，把中共與以往的中國統治者做一番對比，那時你便會吃驚地發現，中國今天的民主自由現狀不但遠不如民國時代、北洋政府時期，甚至比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都差了一大截。這還不夠諷刺嗎？！
一言以蔽之，改革開放帶給中國人民的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場裝點門面的民主秀、人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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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2-163頁。
注2：引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
注3：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簡稱「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