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飢荒，是天災與人禍雙重打擊下的產物。天災狀況，資料文獻與媒體報導大致相同，無需多談。
值得細講的是「人禍」。時下媒體也熱衷於談1942年河南飢荒背後的「人禍」因素，但可惜其分析大多很不到位，甚至採納的是偽歷史。
本期專題，即試圖勾勒出這場「人禍」的真實歷史邏輯，並澄清一些廣為流傳的偽歷史。
1942-1943年河南大飢荒百姓以樹皮為食重
慶方面：蔣介石「不願救災、不願聽災」不是事實
「蔣介石不惟是不願救災，而且是不願聽災」，張仲魯、王芸生60年代撰寫「文史資料」時均如此說；這也是當下媒體在報導1942年河南大飢荒時最常見的表述[詳細]。但這種簡單粗暴的表述，並不是事實。
1942年6月全國糧政會議：蔣介石要求加大對地主富戶的徵糧力度，以減輕平民負擔
因通貨膨脹，國民政府1942年的徵糧工作採取「征實」模式，即拒收貨幣，要求民眾繳納實糧。同時，整個徵糧工作被分為徵收與徵購兩大塊。徵收即按固定標準無償向政府繳納，徵購則是政府按規定價格向社會上購買。之所以分做兩大塊，既為保證徵糧數量，更為保證糧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全國糧政會議，尤其強調後者。蔣氏要求「徵購的數額要超過徵收的數額，必須作到徵收一分，徵購一分以上」。因為徵收針對全民，而徵購主要針對有餘糧的地主富紳：「徵購多於徵收，才能使小戶負擔減輕，而對於大地主富戶要他多出餘糧來應購，必須如此才符合我們糧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則。」
顯然，蔣氏希望通過加大徵購量，將負擔更多地轉移到「大地主富戶」身上，以減輕「小戶」負擔。在這次會議上，蔣氏毫不掩飾他對「地主富紳」的厭惡：「現在各地兵役……大多數仍舊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鰥老寡婦不惜他孤子單丁，送他來當兵服役，而富紳地主有多數的子弟反而設法躲避，不肯應徵，一般保甲長又從而庇護舞弊。各位看這種地主富紳，如果將他們冷酷自私的事實揭露出來，該是何等的羞恥」；「（地主和富紳）若果徵糧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應徵，遭逢國家這種大難，看到同胞流血犧牲，而他們連自己所多餘的糧食都不肯貢獻一點。這種不知自愛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說不能作民眾的表率，就是作一個現代普通人民的資格都沒有了。」所以，蔣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糧政的官員必須做到讓「富紳地主」更多地出糧：「今年政府的糧政工作，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則，必須實行累進的比率，使糧多者多徵購，糧少者少徵購。惟其如此，我們對於一般富紳地主，格外要盡其督導勸諭的職責，要使他們知道自己責任之所在，明白他們對於國家貢獻糧食的意義之重大。」
同時，對一些官員所反映的徵糧難問題，蔣氏認為真問題在於糧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糧食的總量不夠：「須知目前的糧食問題，並不是糧食有無的問題，而是糧食供求不能適當的配合，以致產糧的地方糧食太多，而歉糧的地方則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對於以後糧食供求的計畫，糧食運儲的方法與技術，應切實講求改進，總要使人民雖勞不怨，這就要我們糧政人員上下一致的殫精竭慮，苦心焦思的來如何減少人民的痛苦。」（《蔣介石：對於糧政的期望與感想》）
此次會議召開時，河南雖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災，蔣氏也尚未得到任何關於河南災情的報告。
河南1942年國統區、淪陷區示意圖（深色地帶為淪陷區）
1942年9月西安軍事會議：河南軍、政兩家給了蔣介石兩份矛盾的河南災情報告
1942年9月9日，蔣介石在西安王曲軍校召開軍事會議。軍糧問題，是本次會議討論的一個重點，河南的軍糧問題也列入討論議題。蔣氏再度強調須對「富紳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這次回去以後，即可囑軍政部頒布命令，授權各戰區長官部調查民間糧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戶人家，調查清楚之後，即轉交省政府管理統制，以備不得已時就地徵購，接濟軍食。現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實施此項辦法，始可補救軍糧的困難。」
同時，針對地方糧政官員的訴苦，蔣氏在會上再度施加壓力：「現在所謂軍糧問題，完全是由糧政人員辦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發生，並不是因為糧食缺乏之所致。我們地方政府與糧政局軍糧局等，都是要負責的。當然，現行制度的運用，不能說沒有關係，但制度決非主要癥結之所在。……如果說機構運用不靈，主要的還是人的問題，而不是制度的問題；是幹部的問題，而不是法規的問題。」為督促地方官員徵糧的積極性，蔣氏在會上宣布新規定：「以後縣長的考績，軍糧佔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佔百分之三十五，其它佔百分之三十。」（《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
會議期間，河南災情已見端倪。蔣氏也得到了報告，但軍、政兩方面的報告，似乎截然相反。據時任河南省糧政局秘書的於鎮洲晚年回憶：「（1942年）秋，西安（王曲）軍事會議，系委員長蔣公主持，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銘三，及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書霖，二公均將豫省實情實況，面報委員長，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晉謁蔣公，但軍政雙方報告，頗有出入。」按于氏的說法，蔣銘三、劉書霖給蔣的報告，真實地反映了河南的災情，而李培基則反之。劉書霖晚年也有回憶：「委員長在西安附近的王曲軍校第七分校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他奉命登上講臺，報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糧政之後，剛步下台階，就聽到委員長拍案責罵管糧政的人，使他驚嚇得不敢舉步。」
軍、政兩種報告，蔣氏究竟相信哪一種呢？就目前所見資料推測，蔣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據時任河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張仲魯回憶；另據河南糧政局局長盧郁文的說法，該年河南原來的軍糧配額是420餘萬石），同時決定自陝西運糧入豫：「當天晚上，糧政方面就有個重要的會議，接著是徵用所有的運輸工具，打開糧倉，把存糧迅速地東運河南。」（據劉恩茂晚年回憶）另一方面，則如前引，蔣氏在總結性的《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中，再度強調「現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實施此項辦法，始可補救軍糧的困難」——所謂「此項辦法」，即對「富紳地主」們的糧食加大控制力度。換言之，因軍、政兩方面的報告互相衝突，蔣氏在本次會議上，對河南災情的嚴重程度的估計是很不足的。
西安軍事會議，本是一個避免大飢荒慘劇的極好的機會，此時災情初發，河南軍政要人也有足夠的機會向蔣介石報告真相。但因為軍、政兩方對災情認知的衝突，這次機會被遺憾地錯過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糧食局長均未向中央實情報災媒體報導1942年河南大飢荒，尤喜引用馮玉祥的一段回憶：「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徵糧。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詳細]——可惜的是，馮玉祥完全是在胡說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瞞報災情，根本不曾向蔣介石報告過災情實況。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慶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
當時各省災情，原則上均以地方政府呈報為準，其他渠道送往重慶的災情報告，有參考價值，但須得地方政府之證實，虛報災情者有政策嚴懲。之所以如此，與蔣介石本人對「地主富紳」嚴重缺乏信任有關。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紳送來的報災信息，蔣氏都抱持一種懷疑心態，認為官吏有可能是「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或竟假以結好於富豪」；士紳則有可能「藉報災荒以期市惠於鄉里，或竟假以規避其本人納課之義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紳馬乘風向重慶上書報災，但因河南省政府報告河南無災，並不能產生效果。稍後，駐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玨前赴重慶面見蔣介石，也曾報告過河南的災情，蔣氏聞知後要李速去找何應欽，何應欽的回答是：「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不難看出，河南災情能否如實報告給重慶，重慶能否及時採取賑濟措施，實取決於河南省政府對災情的預判和報告。但非常遺憾的是，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災已成，才不得不承認河南有災的事實。關於李培基的不報災，時任河南省民政廳廳長的楊一峰晚年有過一段回憶。楊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賑濟會推舉，同劉莊甫、任兆魯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慶報災。據楊氏回憶：「抵渝後，始知中樞因受省政府謊報災情不重之矇蔽，即旅渝同鄉亦鮮知災情如是之嚴重。迭經開會及向有關機關呼籲，中央始決定推派張溥泉、張厲生兩先生赴豫實地查勘，既經證實，始決定不但未滿餘額免征，並飭部隊發餘糧賑災。但為時已稍晚矣。」楊氏還說，他們「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返回河南後，他們「曾經質問李培基何以報告河南的收穫還好？李支吾以對。」楊氏還說，時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蔣鼎文，曾因為軍糧問題扣押了河南的財政廳長（彭若剛）和糧政局長（盧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軍事，徵糧則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糧，省主席卻報告河南的收穫還好，使我不能向他處求糧，為了軍糧，現在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辭職，二是拿出糧來。」
時任河南省糧政局秘書的於鎮洲也有相似的回憶：「弟供職省糧政局，駐魯山康莊，亦為災情嚴重之區。弟為報災事，屢向盧局長郁文建議，應速將真實情況轉報中央，但均未被採納。（民國）卅一年弟曾寫有《災荒下的河南糧政》一文，將實際災況、面積、人民死亡及徵集糧食數字，均作詳細記載，省政當局未允發表。原文存糧政局檔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猶覺可惜。……災區範圍，以黃氾區扶溝、許昌為中心，周圍數十縣份，紛紛報災，省政當局以麥苗茁壯，誤認各縣系避免多出軍糧，故意謊報災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據實轉報中央。」於鎮洲還說，洛陽軍方曾將災情實況報告給重慶，但因與省府報告相反，而遭到重慶方面的申斥：「當時駐洛陽司令長官（編輯按：即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雖將災情實況上報，因與省府所報不同，復蒙中央申斥，軍政雙方曾因此事引起極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麼解釋遲遲不向中央實情報災的呢？劉恩茂晚年回憶說：「當張溥泉和張厲生兩位大員到河南勘察災情時，……張厲生先生當面問李培基為何不報災？李培基說：‘起初看到二麥麥苗豐秀，不會不下雨，誰知皇天這王八蛋刮來一陣黃風，一夜之間把麥苗刮干了。’張厲生先生又問：‘有了這樣情形，為何還不報災？’李培基說：‘我見早秋長得還好，誰知皇天這王八蛋又來個搦脖旱！’」但李氏的這種辯解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據金漢鼎回憶，在中央派張溥泉和張厲生前往河南調查時，「李培基主席率領有關人員在赴會途中，告知專員李杏村向代表們說：‘不要把災情說得太嚴重，主席自有辦法。’」
河南1942年災情圖。紅色表示災情最重，黃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數據的日佔區。
省糧食局長盧郁文很清楚本省糧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麥秋二季收到六成」上報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響重慶對河南災情判斷的最關鍵人物，莫過於河南省糧食局局長盧郁文。前一小節所引河南省糧食局秘書於鎮洲的回憶，曾提到盧郁文與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慶實情報災；此非孤證，收錄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檔案中的一份名為《張光嗣關於河南省旱災情況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談到了盧郁文的不肯實情報災。該報告的調查者張光嗣「於（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帶助理一人、勤務二人，歷時四個月，遍走「災重各縣」。報告說：
「河南去歲麥秋二季之平均收成，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極明瞭，因去歲荒旱數月，雖三尺童子亦知其未豐收非豐年也，在洛陽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目睹各地災像已成，且嚴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為災民向中央呼籲。豫省政府報災較遲，已不無遺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等謊報災輕，並聞該局長等曾以全省麥秋二季收到六成呈報上峰，該局長等主管糧政等事，中央自必確信無疑。……中央在萬分困難中尚撥發巨款救濟豫災，誠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體之糧政局長盧郁文等在災民奄奄待斃之際，仍分派委員嚴令各縣逼迫人民繳納徵實徵購。」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兩個「誰知」來為自己的失職搪塞，但盧郁文本人卻是實實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糧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編印，在重慶出版的《經濟匯報》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盧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賦改征實物後河南省糧食儲運及徵購情形》，盧氏在文章中說道：「河南去年發收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穫量恐更少，加之豫南產糧食各縣，接近敵區，往往於發收後，信陽方面敵人向南陽、汝南各縣侵擾，因此糧食被搶去者亦不在少數，是以實計算，則本省之餘糧數目，必不足政府之徵購，現各縣欠繳三十年度（1941年）軍糧，尚有數十萬石，雖一再嚴令交繳，而各縣屢陳困艱，蓋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無大量糶發者，人民雖樂於輸收，奈無糧食何！」
盧氏此文發表時，尚是7月，秋收未到，災情也尚未發生。但其對本年收成的預估，應該說是準確的。但費思量的是，盧氏既然已經預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實際情形是僅有兩成），何以卻不願向中央呈報實情呢？糧食局長盧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實情，自然沒理由不告訴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顯然，以玩忽職守、判斷失誤等原因來解釋李、盧二人拒不報災的行為，是說不通的。
李培基和盧郁文為什麼不願意向中央實情報災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視事」；盧郁文擔任河南糧政局長的時間則是1942年1月30日。據張仲魯的回憶，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蔣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薦而信用的：「民政廳長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組之前，本已內定提升主席，不知為了何故，蔣介石忽聽戴傳賢（季陶）之言，臨時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擔任過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幹練，官聲極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國只有一個半人才，半個是李培基，另一個完才是朱家驊」之語。張仲魯的回憶應該是準確的。蔣氏啟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戴季陶的推薦，同時也應該與李氏在人事處理方面頗有心得有關——中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出版發行的《考核匯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過李氏不少關於人事制度方面的論文。而蔣氏在1942年6月的全國糧政會議上，就曾重點談及人事處理對完成徵糧任務的重要性。
盧郁文是經濟學家，此前曾擔任過全國糧食管理局主任秘書。他被蔣介石選中，去抗戰最艱苦、糧政最難辦的河南擔任糧食局局長，也應該與他的糧政思想與蔣氏高度合拍有關。盧氏1941年10月在《新經濟半月刊》上刊登的論文《糧食管理中之量的問題》，其主要內容，簡直就是1942年6月蔣介石在全國糧政會議上的講話的翻版。尤其是在「糧食總量足不足」、「糧食運輸問題」、「地主富紳的出糧問題」這三個要點上，盧氏的意見和蔣氏的談話高度一致，以致於不免讓人揣測蔣氏1942年6月的糧政會議講話，很可能出自盧氏之手，或者至少參考了盧氏的論文。
顯然，李、盧二人1942年初執政河南這件事情，寄託著蔣氏在糧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蔣氏的信任與期望，對李、盧二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極重的壓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在已經預知1942年糧食收成將不及1941年時，盧、李二人仍堅持不向中央報災請求減免糧食徵購——此外：1941年河南的糧食收成只有三成，據盧氏在1942年7月說，現各縣欠繳1941年度軍糧「尚有數十萬石」；而1942年度河南攤購之軍糧，較之1941年度已減少80萬石，李、盧二人或許認為該數目尚在河南民眾可承受範圍之內，正如盧郁文自己在該年7月份所說：「現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賦已徵收完畢，軍糧則尚未徵購，若隨下期田賦徵收，則在七月以後，時間恐嫌過晚，不僅有誤軍糧供給，且徵購之期在發收一個月後，辦理必增加困難，故本年度軍糧擬在麥收以後，即一次購足，不隨田賦徵購。」（《田賦改征實物後河南省糧食儲運及徵購情形》）「一次購足」之語，足見盧氏對完成本年糧食徵購任務的樂觀。但身為經濟學家的盧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眾之所以還能在收穫僅三成的情況下還能勉強負擔沈重的軍糧攤派，與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對較好的收成是有關係的，民眾是拿了往年的積累來填補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層：諸多貪腐成性的縣長為徵糧不顧百姓死活1942年6月的西安軍事會議，將糧食徵購的完成情況，具體量化為縣長考績的百分之三十五。這直接導致河南境內諸多貪腐成性的縣長們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對民眾的壓榨程度。許昌縣長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典型案例：許昌縣長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許昌成為餓死民眾最多之縣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飢荒中，各種不同的統計數據均顯示，許昌縣的死亡人數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記載的許昌縣死亡人數是82224人；張光嗣1943年9月的調查數據，則顯示許昌縣的死亡人數是183472人，其次為。之所以許昌民眾死亡如此之多，縣長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飢荒期間，楊卻俗先生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許昌分團幹事長，對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離的瞭解。據他晚年回憶：「當時的許昌縣長是河南省內鄉縣的王桓武，他預報當年許昌的農收為八成，不料旱、蝗連續成災，不僅只許昌一縣，從鄭縣沿平漢線到許昌附近的各縣，麥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許，秋收則還不到一成，擁有數百畝田地的富農還能夠有些可吃的東西，貧戶人家就不免餓肚子了。這還是災況初形成時候的較好現象。王桓武為了做官，不敢實報災況，只是狠著心按預報的八成數字催農人繳糧，繳不夠的派地方自衛團的團勇挨戶坐催。所說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繳實物的農民家裡，吃著農民的，要著農民的，農民寧可自己沒有飯吃也不能不先打發催糧的人走，於是乎賣衣物，賣牛馬，賣耕具，賣掉一切可賣的東西來購糧繳糧。」楊先生的幼子也因為災中營養不足，患了嚴重的脾腫而不幸離世。
另據記載，早在1941年，王桓武為向上級邀賞，就曾主動「把田賦稅額大加提高，超過四鄰各縣許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賦數額提高得太多，以至於正為徵糧問題焦頭爛額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徵糧口號是「寧可餓死十個老百姓，不叫餓死一個兵，為抗戰軍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傾家蕩產，賣兒鬻女，棄家四逃者不計其數。許昌市檔案館保存有一份材料，對王桓武逼糧一事記述甚詳，內容如下：「民國三十年、三十一年，連年凶歲。飢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與田糧處副處長劉化潔(禹縣人)勒逼災民交糧。以樹皮草根羅雀俱盡之飢民，當然無糧可交。王桓武就於四鄉互相派車催糧，派車數目至800輛。每一輛車，車戶4人，保安隊勇2人，牲口3頭。凡有四五十畝土地之戶，即往車一輛坐催，3頭牲口之餵養及6人之伙食，均需該戶供給，且保安隊勇須食白面雞蛋，直至將糧運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畝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餓死者十之六七。許昌士紳曾勸王將派往四鄉徵糧之車輛撤回，遭到王的反對，說‘不將糧催齊，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辦。’」（趙謹，《王桓武》，《許昌縣文史資料·第2輯》）
這段檔案材料與楊卻俗先生晚年的回憶相當吻合，當屬確實。王桓武後來升任南陽專員，其在許昌的劣跡引起當地士紳多次聯名控告，並在1944年春上訴成功，王桓武被免職押往洛陽軍事審判處受審，但稍後日軍攻陷洛陽，審判不了了之。另據楊卻俗先生回憶：「勝利後不久，曾任許昌縣長的王桓武企圖叛國，被他故鄉——內鄉——的團隊發現，予以活埋，可見上天的報應是絲毫不爽的。」
1942-1943年河南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媒體在報導河南1942年大飢荒時，關於餓死人數，幾乎無一例外使用的是「300萬」[詳細]。但這個數據，只不過是記者白修德的一個估計而已，並非統計數據。
救災方式犯了方向性錯誤，是死亡人數激增的一個重要原因
賑災時間太晚、河南三面受敵交通堵塞賑災糧食運輸艱難、鄉紳富戶們不肯出糧賑災、各級賑災官員貪污腐敗，都是1942年河南大飢荒程度越趨嚴重的重要因素，媒體這方面的報導也已很充分。但有一個更關鍵的因素，似乎很少被媒體提及。
這個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災方式，犯了方向性錯誤。河南省糧政局秘書於鎮洲晚年如此回憶：「中央因全國各地物價漲幅甚巨，制訂限價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當局，執行限價最力。當時糧食市價已上漲甚高，表報中央數字，仍按官方限價填寫，中央根據表報糧價，認為河南災情並不嚴重。鄰近各省，因河南限價關係，商民集有餘糧而亦不願運豫銷售。」
於鎮洲所言，並非孤證。許昌的救災情況也是如此：「王桓武……不僅將糧價壓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糧行的存糧，令其按他所定的低價出售。當時許昌周圍各縣所定糧價均高，而許昌獨低，外糧不僅不來，許昌境內僅有的存糧還有私自運出者。因之糧源斷絕，糧食奇缺。窮苦人民變賣田產可以得錢，但拿錢卻無處買糧。」（趙謹，《王桓武》，《許昌縣文史資料·第2輯》）在政府運輸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裡。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本應該更多地利用民間資源來救災，但河南省政府的限價政策，直接導致外省對河南的民間糧食貿易陷於停頓。
所謂「死亡300萬人」，並非調查結果，而只是記者白修德的揣測
河南1942年大飢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最常見的數據是300萬，也有說500萬的。這兩個數據其實都來自記者白修德災區之行的揣測。白氏說：「我們估計有200萬到300萬難民從鐵路線逃出了災區，另外200萬人則已經死去。我們計算了一下，從我們在這裡的3月份起，如果新糧沒有像往年那樣正常收穫，如果到5月或者6月還不能接上，那麼將還會有200萬到300萬人被餓死。我在最後一週裡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災區預計將發生的死亡人數，最樂觀的估計，有500萬人已經或正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採訪的時間並不太長，所得資料也很有限，他的這些推測的數字，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目前尚可見到的統計數字有兩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這份報告統計了河南82縣的因災死亡和逃荒人數，總計：死亡人數288006，逃荒人數1526662。但這份數據的真實性很成問題，因為1943年重慶已經將救災工作「明定列為各縣縣長及各級行政人員重要考成之一」，救災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職。各縣為表明自己的救災力度，對死亡人數和逃荒人數往往選擇儘可能少報。
另一份數據，來自收錄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檔案中的《張光嗣關於河南省旱災情況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1943年9月27日)》。張光嗣此行，調查統計了河南29個重災縣的人口死亡數據，具體數據如下表：
相對《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張光嗣的統計數據顯然要更為可信。但張氏的數據具體如何得來，目下也並不清楚。不過，在某些具體縣的死亡數據上，張氏的數字似乎是各種有來源的數據中最大的。譬如許昌縣，張氏的調查數據是18萬餘人；曾任三青團許昌分團幹事長的楊卻俗先生則回憶稱：「災後，政府作了人口調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鄉的，僅有28萬多，也就是比災前少了13萬多的人口」；而據建國後1953年許昌縣計畫統計科的資料，許昌當年餓死的人數則只有4.3萬。數據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懸殊，只能說，1942年大飢荒河南的死亡人數，至今仍是一個謎。
結語
本專題雖然澄清了一些問題，但1942-1943年河南大飢荒的歷史真相還遠未揭開。對這樣一場複雜的歷史悲劇做道德判斷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實判斷，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下許多媒體所樂於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下期專題，我們就專門來談一談這些廣為流傳的1942年河南大飢荒中的偽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