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成功，顯然是較突出的文學才能，人脈關係，高額的翻譯費三者的結合。其中高額的翻譯費要據首要地位。
應當承認莫言文學才能比較突出，雖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英格倫評價他的作品時，認為是粗俗而淫蕩的，但必然是有一種特色。這種獨特風味很對 西方對其它文化原始的獵奇喜愛。發展中國家藝術家、文學家想得西方文化大獎，由於缺乏硬實力，只能走這樣的路徑。不光是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其它電影大獎， 包括奧斯卡大獎。張藝謀的《紅高粱》因為這個原因獲1988年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大獎──「金熊獎」。1989年，《紅高粱》再度獲得法國第5屆蒙 彼利埃國際電影節的「銀熊貓獎」，繼而《紅高粱》還獲得了多項國際電影大獎。《紅高粱》的作者莫言走的是同一路徑。
中國文壇與莫言 水平相當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人要超過莫言。莫言創作的非主流性，使得中國讀者群對其看法一般，莫言首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爆炸性新聞在中國主流社會反響平平 也說明這一點。非主流的張藝謀向主流社會走，非主流的莫言向也主流社會走，這說明此兩人都善抓機會，善拉關係。典型的中國傳統式的「會做人」勝過「會做 事」。
中國作家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引爭議（看中國配圖）
莫言以電影《紅高粱》的成功為突破口，抓機會拉關係，作品、錢、官互動，官至副部級中國作協副主席，腰纏萬貫，不管內容好壞，作品都可以出，在計畫出書時代佔領了市場，先佔優勢，遮住別人。有錢有官，刻意結交各方人士，包括對立方的臺灣文化部長龍應臺。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目標，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且評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N.G.D.Malmqvist）。
《南方都市報》2011年5月20日報導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5月中旬發布一條微博說：馬悅然接受作家張一一60萬美元定金，答應推薦其參選諾獎。這筆錢，是給馬悅然用來做翻譯和公關費用的，目的就是影響評委，爭取參選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是事沒辦成，消息流出。
《新報》2012年8月30日報導，張一一說莫言支付給馬悅然的「翻譯獻金」是60萬人民幣，「陳安娜是瑞典人，是馬悅然的學生，陳安娜翻譯的中國作家作品都是馬悅然介紹的，馬悅然由於身份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出面，所以在幕後操盤，他收取四成的佣金。我基本可以保證莫言是心虛的，他沒有任何資格也不會、不敢告我」。至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為止，莫言也沒告張一一。
據報導來分析，馬悅然不收張一一60萬美元「翻譯獻金」，卻收莫言60萬人民幣「翻譯獻金」，而且把事辦成了，顯然莫言更善拉關係，對中國通的洋人來說，也吃關係這一套。馬悅然與二婚小43歲的中國妻子合寫過一本微型小說《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中國作協高官莫言親為作序，何等滿足馬悅然這個女編緝小妻子的虛榮心！主動結交且交情不一般，關係到了，收錢辦事。莫言也很精明，沒有翻譯，再好的文章西方也沒人知道。《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就是翻譯得再爛，好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也能讀得懂，「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其它17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也認了。
再說諾貝爾組織因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與中國官方關係極其緊張，中國經濟發展到這一步，已有實力對諾貝爾組織及相關國家施加壓力，並且諾貝爾組織也飽受區域無諾貝爾文學獎考慮的批評壓力，多方平衡後，諾貝爾文學獎機會給了有準備的人----莫言。莫言獲獎，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
本文不是「文人相輕」也不是酸葡萄，只是深入分析莫言如何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人對莫言一個苦孩子能奮鬥到今天的成就深表敬佩，本人也認為莫言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白手起家，有錢有官」，且有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典型的「中國夢」。
加點私貨：李雪林在經濟學的成就有足夠的硬實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做人」不如莫言，更不用說高額的翻譯費。
回顧2007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頒獎當天《東方今報》刊載記者馬凌的專訪：
記者：「你認為自己能得這個獎嗎？」
李雪林：「能不能得，我們說了不算，諾貝爾獎，國際上有它的評價標準。」「對諾貝爾獎，你瞭解嗎？」「要獲得明年的諾貝爾獎，要在2月11日之前獲得提名。（稍停）這個提名需要知名人士來提。（停頓）要獲得諾貝爾獎，需要有支持團隊，也需要一定的宣傳。」
末了，李雪林稍顯含蓄地說：「我沒有翻譯，也沒有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