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層面（圖片來自德國之聲/看中國配圖）
12月10日，中國作家莫言正式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圍繞他的獲獎，產生了一系列討論和爭議。德國之聲獨家專訪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請他談談對於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國之聲：林培瑞教授，您讀過多少莫言的作品？對於諾獎委員會在授獎理由中談到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您如何評價？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說我讀過所有的。我讀了相當一部分，在學校裡好幾年我曾選用過他的好幾個短篇。我覺得「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說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還是外國人給他套上去的。我覺得（這種說法）很表面。他的文學的根子更容易讓人發現他在山東的背景，農民說故事，水滸傳也是山東的故事。他在諾貝爾演講中也提到聊齋誌異，聊齋誌異從一個角度上可以說和魔幻現實主義有些類似，在現實的描寫裡頭突然蹦出來一些不現實的東西。他演講辭裡也提到讀過馬爾克斯和美國的福克納。但他自己也承認只讀了幾頁。我覺得這種東西，開玩笑。中國作家，從80年代以來，常常喜歡說拜讀過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過誰誰的影響。我覺得這是一種時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國人也歡迎這樣說，好像神秘國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學我們。可是我覺得這很表面，他的文學根子在中國，不是在外國。
德國之聲：這樣「根子在中國」的文字，您認為是否能擔當得起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榮譽呢？
林培瑞：當然，我不能推測諾貝爾委員會內部怎麼談這個問題。可是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就去問了我的老朋友馬悅然，因為我覺得馬先生不一定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因為馬先生懂中文，懂中國文學。沒想到馬先生也贊成。要是我，我不會選他。主要是兩個大問題。一個是他的人生的視野，他演講辭中提到不要政治壓倒文學，我恰好認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況。說到一些應該說是很明白的問題，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的殘酷等，他就用一些側面視角的方法開玩笑，不正面看待這些東西，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政治壓倒文學，在他自己的作品裡頭。我不喜歡。當然，一般有勇氣、真的能夠面對現實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鄭義，廖亦武，劉賓雁，蘇曉康等。第二個大問題是他的語言，我不覺得他的語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國作家能相比。寫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認有時候寫得太快，比喻不太恰當，有時候顯得粗魯，粗糙。比如賈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對話，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語言是一樣的，但賈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讀了他的作品後有一種美感出現。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東高密的文化背景作為文學背景。很多作家從五四以來，想追求鄉土色彩，這是對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從文，還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學。莫言有很好的機會，應該這麼寫，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點規範化，有人說是翻譯體，我不反對這種說法。比如他描寫晚清時代的《檀香刑》裡，人物說出了60，70年代共產黨的那種語言，什麼「領導者」之類的詞。我覺得他也沒有掌握鄉土對話，這也是一個缺陷。因此從語言和人生視野兩方面，我覺得他不是頂尖的一個作家。當然他寫得很多，講故事很好玩，讀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個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諾貝爾獎，我認為不太恰當。
德國之聲：有人批評莫言的作品過於渲染暴力血腥，您怎麼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寫《紅高粱》有一個打破禁區的問題。他寫性寫暴力那麼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種禁區。把抗日的農民意識寫成那樣，也是一種打破禁區，這個跟共產黨神話傳說的抗日農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層面的，我覺得這種貢獻也值得稱讚。但我覺得恐怕六四對他也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六四之後，剩下的那些禁區，比如六四屠殺、西藏、維吾爾、臺灣、法輪功、高層腐敗問題，這些剩下的禁區你絕對打不進去。所以打破禁區不再是一條道路，我覺得他在80年代尋找一個走文學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這種寫暴力寫性，總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層最本能最本性的東西來講故事。90年代以來，他就沒有面對那些比較抽象，比較高層的人生道德問題。這也是有反諷意義，諾貝爾獎的規定中有「理想」這樣的字眼，應該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麼高級的理想。莫言沒有抬高自己的視野。
德國之聲：對於莫言的文字有各種爭議，而對於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選擇和做法更是有著非常激烈的批評，比如他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跟隨官方代表團「退場抗議」異議人士，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包括在得獎之後為審查制度辯護，說這就像機場安檢，雖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對他的這些說法作何評價？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願意把文學以內以外分野說得那麼截然不同。我覺得文學裡面也能看出來他那種膽子小，不願意批評上面的痕跡。當然，這也是很難提出的一種批評。因為我覺得我在美國加州住得很舒服，在這能夠袖手旁觀，批評一個中國的作家勇氣不夠大，我覺得有點問題。這麼說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國的作家來比的話，所有作家都要面對一個大問題，我對這個集權政治制度取什麼態度，有的比如劉曉波選擇坐監，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種極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當中作各種妥協，莫言作的妥協比較多比較大，但畢竟不是最壞的一個例子。他比較平庸，在這個方面來說，我覺得他在當中作妥協，兩面化，玩他的語言遊戲。我們可以批評他個人，但客觀的來說，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很多人這樣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這麼一個政權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協，我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但是他抄毛澤東語錄，我認為非常可惜。他的諾貝爾演講辭中提到，政治不應該壓倒文學，但毛澤東的「延安座談會」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壓倒文學。而那個（審查制度）和機場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個事情，我都為他感到慚愧丟臉。
德國之聲：莫言在諾貝爾演講辭中最後講了三個故事，很多人都在對這三個故事進行解讀，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您看了以後想到了什麼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層面，所以他這三個故事要是有一種隱約的意思，我覺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裡面提到一個關於「假哭」的故事，這讓我聯想1988年一件與他有關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殤」出來，引起很多爭論，還沒播出之前，請了很多比較高層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來，先看看這六個錄像帶。我不在場，可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在場，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看完之後，一片靜，沒有人吭聲，一點聲音都沒有。突然後面有一個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據我朋友分析，這是假哭，別人沒話說，他就在那兒「哎呀太動人，太了不起」。有這麼一個能夠假哭的人，他在演講辭裡還提到假哭，我就是覺得說明他心理有很多層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個故事有什麼別的意思。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89之後，莫言尋找到一條迎合市場又不觸怒當局的文學道路，那麼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是否會讓更多的中國作家們走向這麼一條道路？
林培瑞：本來就越來越多了。諾貝爾獎當然也會加重這一趨向。避免敏感的政治問題去迎合市場。天安門屠殺之後，90年代之後一直就有這個趨向，相當清楚。90年代之後的中國作品，作為文學的話，一般來說比不上80年代。中國20世紀的文學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漢學家。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曾擔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社會史、大眾文化、20世紀初中國的通俗小說及毛澤東時代以後的中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