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曾警告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視察了他和毛的家鄉湖南，這裡有近100萬人死於飢荒。有些人靠吃死屍，或者殺人、吃人肉活了下來。《墓碑》(Tombstone)對這場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飢荒進行了研究，此書發人深省。楊繼繩在書中得出的結論是，從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萬中國人死於飢荒，還有40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這意味著「大飢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對於大飢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馮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的大飢荒》(Mao’s Great Famine)，但楊繼繩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他生活在中國，並且大膽而嚴謹。他寫道，毛的統治「實現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他說，這種政治體制「使民族性墮落」。
楊繼繩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著名記者，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請不要忘記，毛的巨幅畫像還掛在北京故宮的大門前，人們從天安門廣場的每個角落都能看見，毛做過防腐處理的遺體還躺在天安門廣場上精心建造的紀念堂裡。雖然公眾對毛澤東仍然尊敬有加，楊繼繩卻敢於直視這個「主席」的真面貌，他說，「毛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裡，儼然以帝王自居」，毛在審定口號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兩年前，楊繼繩在接受記者張彥(Ian Johnson)的採訪時評價道，他認為大飢荒「是中國當時的極權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禍首是毛澤東」。
楊繼繩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開始仔細閱讀通常不對外公開的官方檔案，其中包括大飢荒所造成的破壞的機密報告，他還閱讀了官方殺害抗議者的記錄。他也找到了關於人吃人的記載，還採訪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來的人。
關於中國的數據一向都很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楊繼繩舉了一些例子，幫我們理解3600萬死亡人數的概念。他寫道，「相當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並且「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他認為，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還指出，二戰死亡人數在4000萬到5000萬人，但是在七、八年間發生的，而中國大飢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場飢荒既不是發生在戰爭時期，也不是發生在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極少會提及大飢荒，而在提及時，又總是把責任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和俄羅斯的背棄，楊繼繩引述了大量材料證明這兩點都不成立。
楊繼繩在書中對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事情進行了最為詳細講述，其狀況非常令人吃驚。信陽地區物產豐富，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地區之一，1958年，當地共有850萬人口。毛的政策迫使農民們放棄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裡共同勞動，他們被迫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上交給國家，要麼用來供給城市，要麼用來增加出口（這種做法很瘋狂）。而國家分配給農民的糧食只夠食用幾個月。據楊繼繩統計，單在信陽地區，死亡人數就超過了100萬。
毛澤東宣稱，在農業集體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劉少奇以完全阿諛奉承的態度表示了認可：「家庭是一個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糧食生產直線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隨著收成急劇下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向毛澤東保證，農業生產實際上在飆升，楊繼繩將這些高官比作「兇惡的鷹犬」。毛澤東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糧食產量還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讓農民們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說，「在一兩年，最多三年的困難時期過後，情況將會好轉。」
一位當時報導信陽情況的記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絕境的慘狀。多年以後，他告訴楊繼繩，他看到一名黨委書記以當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飢荒時期，幹部們都吃的不錯。然而他知道，記錄真相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場，所以他什麼也沒說：「我怎麼敢寫內參啊？」劉少奇的確對抗過睚眥必報的毛，於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少奇被指控為叛徒、內奸。他被開除黨籍，在無人照料的情況下，寂寂無名地孤獨死去。
當然，《墓碑》在中國內地已經被禁，不過2008年，這套兩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該書的盜版版本和網路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過邊境進入中國內地。該書英譯本的篇幅雖然也很長，但大約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書的譯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謂妙筆生花。他們說，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樣，就是「全面展示這場悲劇的所有恐怖」，並以既易於普通讀者閱讀、又能為專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譯楊繼繩的調查分析成果。在這塊可以閱讀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瞭解。
楊繼繩寫道，把這本書命名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緬懷把他像親生兒子一樣撫養長大、於1959年餓死的伯父。那個時候，作為一位共產黨的虔誠信徒，他對全國總體情況的惡劣程度一無所知，楊繼繩覺得，無論每件事有多麼艱難，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戰鬥中的組成部分。成為一名年輕的記者後，他在工作中發現官方的秘密，信仰開始鬆動。不過，他真正的「覺醒」發生在1989年民運遭到鎮壓之後：「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這是勇敢的言論。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與「天安門」有關的詞句依然會受到屏蔽。
今天，楊繼繩斷言，「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希望《墓碑》能夠去除「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激勵國人「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儘管楊繼繩對民主的崛起抱有謹慎的希望，但他最終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儘管中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但這個勇敢的人還是總結道，「政治制度依然沒有變。」《墓碑》沒有直接挑戰中國現政權，作者也沒有參加有組織的運動。所以，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劉曉波不同，楊繼繩沒有被判處長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經讓毛澤東以及在他幫助下建立起的政黨利劍穿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