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5：法越戰火熾烈炮彈飛避戰禍移居法國歐美臺灣
寮國北部華人艱險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在法國統治者(按：當年印支的越棉寮是法國的殖民地)眼中，視我華人為對日戰勝國(中國)之國民，是故我華人的社會地位要比越南人及擺夷人略高，因法國視越南為其殖民地。有一次全越最高總督(法國人)到山羅市（寮國北方邊區與北越相鄰的省市）視察，山羅省各地文武百官及代表列隊歡迎，省長一一向總督介紹，總督也只做輕微點頭，表示認知，當介紹到我華僑代表時，總督一反常態主動伸手同我代表握手致意，這一舉動著實令會說流利法語的華僑代表秦岐玉先生受寵若驚。
寮國永珍市凱旋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下旬，我國（中華民國）軍第二十一師師長邱秉常、副師長隴耀受命入越接收曾被日軍佔領地區，當國軍浩浩蕩蕩途徑山羅市，我僑胞喜見國軍蒞臨，大家列隊歡迎。時秦漢城任幫長，乃將私自儲存下來的鞭炮，沿途燃放，令國軍馬匹受到驚嚇，四處奔竄。官兵光榮進駐，場面感人。幫長眼見國軍軍服老舊，鞋襪破爛，乃囑家人至市內商店收購所有鞋襪，分配於所有官兵，聊表心意。當國軍任務結束離去時，將接收得來的武器，留給我華人槍械一批，計步槍四十餘枝，子彈數百發，並以委任狀一紙任令秦岐玉為該師駐山羅辦事處副主任。日後越盟分子探聽得此消息，便急迫想取得這批武器，不斷派人前來洽商，而我華人不從，越盟意欲強奪，為此曾經發生數次槍戰，每次對方都知難而退，由於此項摩擦，種下了我華人與越盟間不解之仇。一九四六年中，越盟大規模進犯山羅市，為安全計，所有老弱婦孺都須日夜步行撤離至其他鄉鎮，僅留下部分背景與各方無涉者留守空城。離鄉背井約六七個月待局勢穩定後才再返回山羅。
一九四九年國(國民黨)共(共產黨)戰爭進入末期，國府軍節節敗退，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黃傑部隊含眷屬、平民約兩萬餘人率先由廣西隘店撤退，由北越的峙馬屯(法軍軍哨)進入祿平，然後被法軍安置在蒙陽市(MuongDuong)集中管理，又在同年冬末，駐防雲南的二十六軍官兵約三千四百餘人，在險惡的態勢中，與叛逆分子及共軍相週旋，因局勢惡化，逐次轉戰至滇越邊境，最後彈盡糧絕，於一九五零年元月二十三日被迫退至越北的小猛，二十六日進入萊州（LaiChau），然後接受法方要求，解除武裝。二月一日，分批由萊州經山羅至河內，二十六日東運海防，繼續船運中圻金蘭灣。筆者當時年僅七歲，在印象中，所見撤退國軍，傷兵纍纍，衣衫襤褸，深藍色粗布縫製的制服，破洞處處，有赤腳的，有穿著草鞋身上背著簡陋行囊的，排成一列，自家門口經過，受傷者則持著枴杖，一步一步地忍痛跟隨部隊前進，回憶當時慘狀，至今還令我心酸。
一九五零年，越盟游擊分子時而開槍射擊並騷擾我華人社區，因應局勢所需，我華人組成了自衛隊，在社區各個出入口設置崗哨，晚上天黑後即派人持槍站崗駐守，進出人員都接受檢查，直到翌日天亮為止。自衛隊所持槍枝乃由法軍提供，越盟由於數次騷擾成效不大，日後我華人與越盟則相安無事。不久，山羅鄰近地區相繼落入越盟手中。一九五二年越盟勢力逐漸擴大，山羅省終於失守，我華人乃扶老攜幼離鄉背井逃難至河內市。初抵河內，有親人者則投靠親友，無親友者則由有關單位安排集中住在粉行街(PhoHangBot)一間大建築物裡。部分難僑為了生計乃移居蒙陽(MuongDuong)以及錦普(CamPha)一帶，每天上山伐木出售為生，生活非常艱苦。
一九五三年韓國戰爭結束，中共從韓國撤退後，大量物資軍火轉移援助越盟。一九五四年春天，奠邊府戰爭達到了高潮，中共動用了兩百門大炮，五萬名苦力，每人用腳踏車載六百磅食米或彈藥，翻山越嶺，每天步行五十里，經由一條狹窄的山路步行兩個月，支援駐紮在奠邊府四周的越盟軍。奠邊府為一盆地，四面山丘圍繞，法軍屯兵一萬二千人死守於市區，越盟則佔據山頭，層層圍住，首先斷絕法軍陸路運輸，切斷其補給線，使法軍唯一運輸線僅依賴空中交通，奠邊府面積狹小，山丘近在咫尺，機場又在越盟炮彈射程之內，故補給日益困難，法軍在孤軍奮戰之下，由於彈盡糧絕，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棄守。
隨後印支問題日內瓦協議簽訂，法國統治者退出越南，我山羅華人居留問題也跟著變遷，一批逃離越南往寮國，另一批則繼續留在山羅及河內。逃至寮國者是唯恐越盟得勢後進行清算鬥爭，乃會同原先逃難至河內的傣人(擺夷人)由法國軍機運至寮國川壙省避難。我逃難華人約三十餘戶，人數有一百餘人，初抵川壙市時所有難民暫居於菜市場，以市場攤位板做臥床，數天後才分散至城內各空屋或廟宇，生活艱苦可想而知。
難僑領導人秦岐玉先生，深覺長此以往並非長遠之計，非找適當場所供我同僑作長期棲身不可，乃行文求見川壙省長，請求撥地予難僑重建家園，兩個月後，省長同意在市中心區東邊沿著溪畔附近撥出土地一塊，給我山羅華人搭蓋房子，作為永久居所。在我先賢泰岐玉先生、黃源生先生、蘇秀民先生領導之下，我難僑同心協力上山砍伐木材、竹子搭蓋簡陋的房屋，社區共蓋有約二十餘房屋呈「凹」字型，中間為廣場，命名「華僑新村」。
居所解決後即開始設法謀生，當時法、越戰爭剛剛結束，寮國為中立國，國際監督及調停委員會成立，總部設於寮國首都永珍市，委員會成員有加拿大、印度、波蘭三國，該組織正殷切需要大批略諳法語的服務人員，如廚師、汽車司機、侍者等等，而我難僑青年正符合此條件，因此得以順利受雇，專機運往永珍市，就業問題得以解決。因某些因素必需滯留川壙者，婦人則往附近小鎮市場趕集販售雜貨。生活穩定，部分人士自購房屋經營生意。
一九五九年，寮國共產黨（亦稱為巴特寮）得越共支助，於寮北各省份叛亂奪權，我華人恐遭不測又一次舉家由川壙市逃難至首都永珍市。一切又要從頭開始，同樣地由黃奇英先生將我難僑處境告知客家幫幫長何公謀先生，再由何公出面呈請永珍市政府撥地建屋，然後在「龍西耐」（LongSiNoi）區興建住宅二十餘戶，又命名為「華僑新村」。為了方便謀生，部分則移居偏遠地區，如潘虹(PhoneHong)、申通(SamThong)、廊淨(LongChieng)等地。
一九七五年西貢淪陷，越戰接近尾聲，寮政府見大勢已去，高官們相繼席捲而逃，寮共不費一槍一彈便順利佔領各地。我山羅華僑不得不舉家離開寮國。離家初期則以泰國廊開府(NongKhai)為暫居地或住進難民營，然後再決定移居國外。此次遷徙可分成三大系，一批移居臺灣，一批移居法國，而另一批則往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
(本文摘自《自由僑聲》辛巳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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