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國被列為禁書的《墓碑》，作者楊繼繩曾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份、參閱了無數黨史與地方志資料，親自走進農村採訪，將五十年前的大飢荒儘可能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按他的計算，那一場全國大飢荒，中國的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人。對照過去，才看得出歷史前進與否。在接受採訪時，楊繼繩講述了一九四二年飢荒與一九六二年飢荒的不同，以下是楊繼繩口述：
一，大飢荒產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飢荒主要是天災、旱災造成的大麥小麥秋收時大量減產。而且在戰亂和天災情況下，而五九年大飢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儘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裡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飢荒的規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是全國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個省。
三，大飢荒中媒體的表現不同。《一九四二》裡講媒體沒有缺席（當時《大公報》有報導），看到這一點我非常震動。六十年代，媒體也沒有缺席，但幹的是反面的事情，媒體跟著造勢，「放衛星」，畝產五千、一萬、三萬到十萬斤。但當時吹牛是納稅的，畝產十萬斤的話就得按十萬斤的糧食納稅的，所以糧食徵購非常重。平時征百分之三十農民就受不了，但那時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餓死人??的時候，媒體還在說形勢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餓死人的時候，《河南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繼續鼓吹大躍進和毛的錯誤政策。
當時有位原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在信陽，九八年我到信陽去調查，我說你當年看到餓死人怎?不報導啊。他說哪敢報導啊，我寫完了也發不了。我說你寫內參也可以嘛，他說彭德懷一個元帥說了句話就被打倒了。
高層對下面的情況是不瞭解，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任。省委書記只要說讓毛澤東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麼樣。所以極權制度不僅封鎖了信息來源，也封鎖了自己。後來六一年定為「調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來，讓警衛員、親友去調查，他的確不知道情況。知道餓死人，不知道這麼嚴重。
四，農民的處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戶，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來的。我在信陽看到逃荒的人用繩索一個人串一大串，遊街、挨打，被關起來，勞動，不給飯吃。被關起來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餓死了，見糧庫更不敢搶了。逃荒也是一種自由，是求生的一種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丟了我的臉。我向上面匯報這裡形勢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機密，影響我的政績，跟現在截訪一樣。
五，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儘管當時白修德報導後蔣介石也很不高興，但還是盡量減少影響，給錢、救濟糧食，做好這些工作，是一個挽救農民的態度。蔣介石的兩次日記裡寫到過，把大飢荒當作很大的事情來看待的。咱們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瞭解，在困難時期，糧食儲備最多的時候，信陽餓死一百萬人，當地糧庫就有大量的糧食。把信陽當地的糧庫打開，信陽就不至於餓死人。當時是糧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僅是糧食，雞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點、進口一點糧食（也會少死人）。起碼作為一個執政者，不管從皇帝到專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還有開倉放糧嘛，但當時都沒有。為什?不開倉放糧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這麼嚴重。政治體制非常僵化、行動遲緩。
特供的情況存在，但不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各級領導人層層剋扣糧食，甚至生產隊長、公社這一級多吃多佔，揮霍農民的糧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級幹部是為了享受，基層幹部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點權力都想多佔食品，這是很厲害的。到食堂吃飯，飯杓——農民的生存權——就掌握在領導手裡。如果你不聽話，偷吃莊稼，就扣你的飯，有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六，走出大飢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飢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濟也來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飢荒的原因還是各級農民自救。當時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安徽的曾希聖明確跟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講了幾次，試試看。當時大面積的包產到戶，農民可以自己尋找食品。當然氣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開一點，農民就不至於餓死。但放開了一兩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層不同。蔣介石時期議員可以批評政府。六十年代大飢荒不同，彭德懷說了一句很溫和的話，就被打成右傾。
八，民間組織救濟。蔣介石時還有民間組織，包括教會，可以救濟。六十年代沒有民間組織，沒有地主，大家一樣窮。社會狀況不一樣。
九，大飢荒過後的認識不一樣，我們先是隱瞞，不讓講，農民餓得不行了，上面來調查，農民餓得走不動，要拄拐棍，但不讓拄拐棍，要裝作沒有餓到的樣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話就封鎖信息。信陽公安局扣下了一萬兩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郵局，是公安局查信。寫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沒有反思，壓制輿論。基層就向上隱瞞情況，高層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一九六一年說是天災、蘇聯逼債。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惹毛不高興，成為後來文革的動因之一。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導。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導，怎麼報導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包括斯諾，寫出報導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