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九
持續30年的高增長，不但讓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國有了一座座現代化都市和成千上萬的摩天大廈，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以及舉世無雙的北京奧運和驚艷奢華的上海世博------然而，揭開這些光鮮華麗的外衣，當下的中國其實百孔千瘡危機四伏。改革開放締造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國泰民安的盛世，而是一個大廈將傾的亂世。 ——題記
一
2008年，乘改革開放30週年到來之際，中共宣傳機器掀起了新一輪歌功頌德的高潮。一時間，各種煽情肉麻的溢美之詞充斥了大小媒體。
有的說：3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大地帶來蓬勃生機和活力，歷經滄桑的中華民族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盛世」。（注1）
有的稱：30年來，改革開放創造了兩個「當驚世界殊」的「盛世」：一是中國經濟體制創新的盛世；二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盛世」。（注2）
還有的調門更高：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大盛世」，即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貞觀之治」、清代初期的「康乾盛世」。但就發展變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來說，30年的改革開放堪稱第「四大盛世」，完全超過「三大盛世」。（注3）
一言以蔽之，無非是說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無雙的成就，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太平盛世。
不過，一個社會和時代到底是不是盛世，關鍵不在於政府的宣傳機器怎麼定調，而在於這個社會和時代的實情究竟如何。就此而論，別的且不提，眼下正方興未艾的新一波移民潮就讓喧囂一時的盛世之說迅速露出了馬腳。
據媒體報導，2010年總共有50.8萬中國人移民到了34個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評定為已發展的國家，比2000年增長了45%。2011年美國接收了8.7萬個來自中國的移民，明顯比上一年的7萬人為多。
與以往以知識份子為移民主體不同的是，近年來出現的這波移民潮可以說是富人移民潮。2011年4月，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近60%接受調研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最新公布的《胡潤財富報告》顯示，超過16%的中國富豪已經移民或向其他國家遞交了入境文件。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過85%計畫送孩子出國讀書，1/3在海外擁有資產。報告稱，雖然這100萬名富翁都從中國經濟中獲利豐厚，但是只有28%對中國未來兩年的發展有信心，比去年報告中的54%大幅下滑。
據《南方人物週刊》記者調查，富人移民的原因首先是為了孩子的教育。「中國孩子小時候太苦了，父母也會連帶。中國的大學教育非常糟糕。這些有錢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過得更好，出人頭地，所以他們要出去。」除此之外，還有食品、水和空氣的安全，方便與自由，資金安全等（注4）。可見，中國的富人並不看好自己的祖國，壓根就沒把今天當做什麼太平盛世。
其實，因為同樣原因而移民的又何止是富人呢，如今高官中沒把老婆孩子弄到國外去的還剩幾人？
據香港《動向》雜誌曝光，中共曾展開一項內部調查，結果發現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竟有187名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佔91%；142名候補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佔85%；113名中紀委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佔88%。
來自美國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更是高達91%或以上。有民眾在網上調查，稱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的孫女和孫子、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外交部長楊潔篪的女兒楊家樂、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的女兒陳曉丹、習近平的女兒都在美國學習或定居，曾慶紅的兒子曾偉是澳大利亞綠卡……還有，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和孫子鄧小弟是美國籍、劉少奇之女劉婷婷是美國籍、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是美國籍、陳雲之子陳元是美國籍、劉華清之女劉朝英是美國、宋任窮之女宋彬斌和張萬年之子張建國都在美國定居。
為何這麼多高官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往發達國家？當年因貪腐倒臺的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道出了其中的奧秘。據大陸媒體報導，他曾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表示：「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餘地了。」
試想，如果改革開放真地創造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盛世，有權有勢的上層社會不用說肯定是這個盛世裡活得最滋潤的群體了，他們怎麼可能會爭先恐後地拋棄由他們當家的這個樂園，遠赴陌生的異國他鄉呢？那麼多的權貴、富豪和成功人士不約而同地這麼做，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改革開放創造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國泰民安的盛世，而是大廈將傾人心惶惶的亂世。
烏雲己經壓頂，暴風雨即將到來。連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都公開承認中共目前所面臨的風險「前所未有」（注5）。無論是官民矛盾的白熱化還是政權合法性的喪失，無論是群體性事件的密集高發還是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無一不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二
持續30年的高增長，不但讓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國有了一座座現代化都市和成千上萬的高樓大廈，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以及舉世無雙的北京奧運和驚艷奢華的上海世博------然而，揭開這些光鮮華麗的外衣，當下的中國其實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過於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機莫過於統治危機。
縱觀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共當政後，動輒自稱代表人民，實則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但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千方百計地榨取他們的勞動血汗，官民矛盾日積月累，不斷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終於釀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
文革後，中共為了挽救這場危機，搞起了改革開放。客觀地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緩和，統治危機也有所緩解。但好景不長，中共的邪惡本性注定了它容不得黨內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很快便因為遭到整肅而失勢。此後，以鎮壓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為標誌，中共的改革開放迅速走上了一條完全背離民眾利益的歧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毛式社會主義是一黨專政加計畫經濟，那麼改革開放後建立的鄧式社會主義（中共自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一黨專政加權力市場經濟。相比較而言，鄧式社會主義不僅沿襲了毛式社會主義的一黨專政，還把這種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嫁接到了一塊，也就是把權力與資本嫁接到了一塊，權力因此變得加倍的蠻橫貪婪，共產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奪的本性非但沒有任何改變，甚至比毛時代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表現在政治上，改革開放後，中共各級政權尤其是地方政權和基層政權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現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會化方向演變的明顯趨勢，越來越依賴於使用黑社會慣用的手段特別是暴力手段治理社會，以至於它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衙門」和「合法化的黑社會」。
政府本應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但因為變成了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的「衙門」，共產黨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對百姓的困苦和呼聲經常不聞不問。這且不說，更嚴重的是，政府本應是人民的保護者，但由於變成了「合法化的黑社會」，共產黨的政府不但不竭盡所能地保護民眾，而且經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蠻執法，暴力執法，甚至採用黑社會慣用的各種手段——從威逼利誘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張膽地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肆無忌憚地打壓他們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層政權乾脆直接僱用當地惡霸和黑社會成員幫其執行公務，或者公然與黑社會組織合作，共同經營經濟領域的業務。
正如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所指出的那樣：「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注6）對此，有網民描畫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講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他和你講國情；你和他講國情，他和你講接軌；你和他講接軌，他和你講文化；你和他講文明，他和你講孔子；你和他講孔子，他和你講老子；你和他講老子，他給你裝孫子。他要是聽煩了，就搞逝世你。」
表現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後，中國民眾受到的掠奪壓榨更是毛澤東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那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眾，不但要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還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團和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的掠奪壓榨。形象地講，如今共產黨插在中國民眾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別的不說，僅僅「新三座大山」就已經壓得黎民百姓喘不過氣來了。
從財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固然讓中國的財富蛋糕成倍擴大了，但大頭都被不創造財富只消耗財富的共產黨和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去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卻微乎其微。橫徵暴斂之下，國富民窮、官富民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結果，儘管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卻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了舉世罕見的「階層認同偏下」的現象。來自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認為自己屬於中層的中國人還不到40%，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下層的卻佔了將近55%。一些中國水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人士，卻將自己看成了社會的中下層乃至下層，對自己的階層定位明顯低於實際情況。這樣的調查結果全世界都沒有。
比之於政治上的欺壓凌辱和經濟上的掠奪榨取，讓中國民眾更難忍受的是經濟高增長所付出的沈重的環境生態代價，因為它們對民眾的健康和生命構成了更直接的威脅，嚴重侵犯了他們的生存權，這也正是中國的GDP之所以被稱為「帶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總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民眾無論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壓凌辱，還是經濟上受到的掠奪榨取，以及由於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對他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開放前明顯加重。在這種大背景下，改革開放初期一度趨於緩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變得尖銳起來，一度開始緩解的統治危機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復燃呢？時至今日，無論是這種矛盾的尖銳程度還是這種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說均已明顯超過了文革後期。
三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冤情，關鍵在於有了冤情之後，人們有沒有地方可以申冤，當權者會不會站出來為他們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卻無處申冤，政府不但不為他們主持公道，反而還對申冤者無情打壓，肆意迫害，使他們冤上加冤，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種情況下，官民矛盾勢必趨於公開化和白熱化。遺憾的是，這正是改革開放後當下中國的真實寫照。而中國訪民的遭遇則是這種現實的典型縮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國務院第76次常務會議通過和公布的《信訪條例》，中國公民有權「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做好信訪工作，認真處理來信、接待來訪，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和要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努力為人民群眾服務。」但現實情況跟這個條例經常對不上號。面對民眾上訪反映的大量問題，當地政府部門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認真受理，有時甚至冷酷到了連起碼的人性都喪失殆盡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報》曾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歲老人王秀珍，去鎮上反映拆遷問題。吃遍閉門羹，偶然碰到鎮黨委書記史國忠，申請向史書記「反映個事兒」。史書記直接回絕：「別找我」。王秀珍放聲大哭，問「您這兒都不管了，我去找誰，要我去跳樓啊！」史書記答：「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樓。」說完就走了。對此，有人評論說：「權力機關有權摧毀底層的生活，也不憚於行使這種權力。當這些權力用於摧毀底層生活時，路路暢通；當生活被摧毀的人們吁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時，這些權力哪怕聽一下的興趣都不會有（注7）。」
既然在當地上訪解決不了問題，民眾當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託在上級政府身上。據《瞭望東方週刊》報導，僅2003年7、8月的50天時間裏，全國各地親赴北京上訪的人數就在20萬人以上。但他們哪裡想得到，越級上訪比在當地上訪更難，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慘。
在農村，每逢重要會議、重大活動等「敏感時期」，按上級政府的要求，每個鄉鎮都有截訪任務。特別是對於老上訪戶，往往安排專人「包干」，採取人盯人戰術，幾個幹部包一個上訪戶，不讓其越級上訪。
有的基層政府為了做到萬無一失，乾脆把上訪戶關進「信訪學習班」。所謂「信訪學習班」，其實就是變相的監獄。2009年3月30日的《中國青年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例子：江蘇響水縣農民王信書因為房屋問題到省城南京越級上訪，結果被響水縣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決房子的問題」為名送進了「學習班」。說是「學習班」，其實就是「一個房間，一張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鐵門，沒窗戶，門上有個洞，用來遞飯菜」，「兩盞日光燈沒日沒夜地亮著，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樣，山芋是兩頭的老筋，中飯和晚飯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飯，再加點白菜，一天只給一次水。一次，他問保安要水喝，卻引來一頓打。」而「學習班」目的，正如看守「學習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讓你寫保證書，不要再去上訪」。
儘管有些訪民衝破重重圍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們中有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跨進信訪部門的大門，又被當地的警察、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駐京辦、駐省辦，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關精神病院或是勞教。
當然，也有些僥倖沒被截住的訪民進了上級信訪部門的大門，但結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層層批轉，例行公事，衙門作風，終點又回到原點，最終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國，你絕對體會不到上訪之難之慘！許多訪民原本對共產黨還抱有希望，不斷碰壁之後，越來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憤怒和絕望。
據媒體報導，今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門前，兩千多名「遭當局掠奪土地、工人下崗、房屋強拆、暴打、拘留、勞教、關黑監獄、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眾」舉行抗議。抗議的民眾表示，他們「長期的上訪無人理睬」，「對當局失望到了極點」，並「揚言要與當局腐敗集團的貪官污吏們同歸於盡」。
很多絕望的訪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種選擇——自殺。由在家裡自殺發展到在大街自殺，由在大街自殺發展到在政府機關門前自殺，由在本地自殺發展到去天安門前自殺。上訪北京9年的遼寧訪民李世告訴記者，僅他知道的自殺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門廣場引火自焚的張軍；西安被醫生偷摘器官的楊潔；不知來歷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藥「五步倒」後生死不明；北京順義張淑鳳跳地鐵尋死未遂；甘肅訪民畫家宋建民舍命沖中南海被毒打判刑；東北訪民集體跳天安門金水橋；葉國強跳金水橋遭判刑；不知名訪民在天安門公廁上吊；集體撞天安門旗桿子等。
四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無論什麼社會，一旦官民矛盾達到了公開化和白熱化的程度，勢必就會發生統治危機。而這種危機的一個突出標誌便是統治者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認同，從而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
2012年7月31日，中共建黨91週年才過不久，隸屬官方的《長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趕快收拾人心》的評論。
文中說，「對於不斷發生的群體性衝突事件，現在到了從政治和道義合法性方面來思考問題的時候了。目前許多地方政府的種種不當行為，以及‘捂蓋子’、‘不出事就是沒問題’、‘花錢買平安’等錯誤做法，就是在迴避問題，主動製造與社會的緊張與對抗，實際上就是在耗損合法性資源，與民心漸行漸遠。
「經濟發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資源的獲取。新的政治和道義合法性資源從哪裡來，政府將如何重新樹立公共權威性，都是重大的時代問題，關係到中國社會的前景。
「合法性資源不是可以無限透支，修復合法性的時間也不是無限多。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這是為人民、國家和歷史負責的正確做法。」
顯而易見，「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的言外之意，是說今天的中共政權已「與民心漸行漸遠」，其「政治和道義合法性」已被嚴重「透支」。事實上，今天的中共政權豈止是「與民心漸行漸遠」，豈止是「政治和道義合法性」被嚴重「透支」，更準確地說，它其實已完全失去了民心，喪失了政治和道義的合法性。
不是什麼「反華勢力」、「敵對分子」，恰恰是共產黨自己的倒行逆施喚醒了越來越多曾被它矇騙的中國人，讓他們從玫瑰色的夢中徹底醒來——原來他們寄予厚望的改革開放不過是共產黨在新的名頭下榨取人民血汗的一場財富盛宴。再看在這場盛宴上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那些共產黨官員，從猥褻女童、底氣十足的「你們算個屁」的深圳海事局書記林嘉祥，到姦淫幼女近百名的河南永城市委副秘書長、優秀共產黨黨員李新功；從恐嚇他人「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局長！」的蘭州市城關區旅遊局局長張德禮，到叫囂「我上面有人，我是紀委書記，我怕誰，打不死你」的最牛紀委書記安徽桐城範崗鎮紀委書記李成富；從虛構拆遷貪污逾兩億元的北京順義小鎮鎮長李丙春、貪污10億元的四川達縣縣委書記李春刀，到在瑞典被偷走130萬克朗（相當於130萬元）之後更加瘋狂掃貨要「補回損失」的內蒙古烏海市長侯風岐等人，從貪權貪財貪色好出風頭的江澤民到為人陰險歹毒慣於玩弄權術的曾慶紅，有一個像人樣的好東西嗎？
時至今日，中共幾乎成了人人痛罵的對象，甚至連共產黨的官員背地裏也在大罵中共。就像中國和平同盟主席、中國民主大學校長唐柏橋說的那樣，「今天共產黨在人們心目中它的威信遠遠比晚清時候還要差。共產黨就是一個邪惡的代名詞。」
大陸民眾對中共的這種極度厭惡和切齒痛恨，在他們對網上廣為人知的那只「最美蚊子」的稱頌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今年2月下旬，包頭市委常委、東河區委書記許文生率團奔赴新幾內亞考察，這期間他被當地的蚊子咬了一口，不料歸國後竟因此引發了腦炎，醫治無效去世。許文生死後，包頭當局不但把他樹為「新時期黨員領導幹部的優秀代表」，大肆宣揚「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當代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他的事跡生動地詮釋了新時期黨的先進性，」還發出了「全市人民向人民的好兒子、旗縣區領導的楷模——許文生同志學習」的號召。
此事見諸網上後，立即引來民眾的沸騰，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表示，這隻蚊子居然一口就能咬死一個腐敗官員，功勞不可謂不小。為了對它表示感謝，有網友特地封這隻蚊子為「最美蚊子」。
「——第一次這麼喜歡蚊子。
——沒想到非洲的蚊子居然這麼有正義感！
——長期吃特供沒免疫力，碰上蚊子，死了吧？
——這個蚊子可以引進到中國，對於這個只咬官不咬民的好蚊子表示敬意。在這個互相吹捧的年代，在這個相互表示敬意的社會，蚊子能保持這樣的清醒，這是難得。」有網民如此稱頌道。
「非洲的蚊子立功了，比天朝的百姓能力強。建議給該蚊子頒獎——國際反貪獎！」另一位網民這麼說。
還有人說：「非洲蚊子,你代表中國人民槍斃了一個公款出國旅遊腐敗分子。號召全國人民向蚊子學習，學習它愛憎分明的思想覺悟，學習她英勇殺敵的過硬本領。」
也有人說：「非洲蚊子火眼金睛。這樣的「最美蚊子」再多一些就好了!加油!」
顯而易見，網上的一片叫好並非是單單衝著這位被一隻蚊子給叮死的官員來的，大家只不過是在借題發揮，以此發泄各自對共產黨和共產黨官員的極度不滿——如果這種不滿沒有達到極限，人們絕不至於對一個陌生官員的意外病故如此「幸災樂禍」。這還不足以反映共產黨今天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嗎？
話說回來，當此風暴將至之際，儘管中共內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呼籲「趕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但這充其量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本性邪惡的中共是絕不會照著他們的希望去做的，只會沿著原有的軌道一意孤行地繼續走下去，直至頭撞南牆。
一個大家都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事實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民眾對於中共的怨恨和憤怒不斷升級，比經濟增長得更快。雖然我們無法定量測算中國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情緒，但可以斷言，今天中國民眾中所積累的這番能量已經遠非「文革」前可比。
五
為了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國民黨的反，毛澤東當年說過一句名言：「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他萬萬不會料到的是，這句話如今也在共產黨自己的身上應驗了。
2012年7月28日，由於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準備在當地修建的排污設施會對本地民眾生活產生影響，近萬名啟東市民於清晨在市政府門前廣場及附近道路集結示威，示威者廣為散發《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啟東人站出來，抵制王子造紙廠「將有毒廢水排放到啟東附近海域」，號召舉行「保衛家園」行動。隨後，一些示威者衝進市政府大樓，扒光了啟東市市委書記孫建華的上衣，給市長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紙的宣傳衣，並將搜出的許多名貴菸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陳列在政府辦公樓前。在示威過程中，民眾還掀翻了汽車，搗毀了市政府的辦公電腦。
無獨有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從南海工人罷工、廣州新塘騷亂到烏坎村民維權，從廈門市民抵制PX項目的大規模集體「散步」、大連反對PX項目遊行到廣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燒廠運動，直至今年的什邡事件和啟東事件，神州大地上的民間抗議風潮（即群體性突發事件）可謂風起雲湧，一浪高過一浪，近年來更是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密集高發期。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根據有關專家的觀察和研究，近年來密集高發的中國民間抗議風潮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點和趨勢。
一是數量增多、規模趨大。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民間抗議風潮在中國一直呈急劇上升趨勢，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驟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達到90000起，2008年超過10萬起（注8）。從1993年至2003年這10年間，年平均增長17%，由1994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增長5倍。與此同時，風潮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參與人數平均增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長4倍（注9）。
二是以維權事件為主要類型。從現已掌握的資料來看，維權事件約佔當前民間抗議風潮的80%以上。因為參與的主體有別，抗爭的對象和維權的內容也各不相同。其中農民以基層政府和官員為主要抗爭對象，而工人則以企業管理者為主要抗爭對象。農民抗爭以要求補償受損利益和實現村民自治為主要維權內容，工人抗爭則以維護經濟權利和要求管理企業事務為主要維權內容，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雇佣工人的主要要求是發放足額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農民工的主要要求是發放欠發的工資，下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國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護國家財產不流失等。
三是泄憤事件佔有相當比例。此類事件區別於維權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點是，絕大多數參與者無明確的集體利益訴求，與事件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純粹是為了表達和發泄對官府和社會的不滿才捲入其中。其次，這類事件主要因偶然緣故引發，一般沒有個人上訪、行政訴訟等過程，突發性極強，從意外事件升級到一定規模的衝突過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現過事主不滿，找有關部門反映或要求解決問題而未果的情況，但真正當騷亂髮生時，仍然有很強的突發性。再者，這類事件沒有明確的組織動員者，政府找不到磋商對象。最後，相當一部分參與者情緒失控，有打、砸、搶、燒等極端行為，不僅會造成財產方面的損失，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四是表現方式趨於激烈。近年來，暴力性、破壞性抗議風潮逐漸增長，參加者的行為出現激化現象，對抗程度加劇。出於「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理，風潮的組織者和參加者越來越多地採取各種激烈甚至極端手段，如圍攻衝擊基層黨政機關、阻斷交通、扣押人質，個別地方還發生了破壞公共設施、打砸鄉鎮政府和縣政府的局部騷亂，有人甚至採取自焚、自殺等過激行為。
五是組織程度高，經濟矛盾趨向政治化。有相當數量的民間抗議風潮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覆性強的民間抗議風潮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雖然它們中大多數是因經濟利益矛盾引發的，但有些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漸明顯，有的帶有政治目的，喊出了諸如「反對獨裁」、「懲治腐敗」、「還我人權」等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口號。
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六
共產黨未當政時，它的頭號目標是奪取政權，當政後，它的頭號目標則是保住政權，這是由它作為一個罕見的權力狂的本性所決定的。在中國，毛時代把保住政權叫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鄧時代則改稱「維護社會穩定」，江胡時代乾脆簡稱「維穩」。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錯誤地總結了十年動亂的教訓，格外強調保持政權穩定的重要性。鄧明言：「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又說：「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鄧小平身後，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民間抗議風潮風起雲湧，中共政權面臨著不斷加重的危機，「穩定壓倒一切」的調門更是越喊越高，維穩不僅成了中共各級政府的優先任務和考察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而且為此投入的各種資源也與日俱增。根據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的研究，維穩支出已成為中國政府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注10）。2010年全國維穩支出金額5490億元，已經超過了當年5340億元的國防費用（注11）。
不過，事與願違的是，儘管中共維穩的力度越來越大，但結果卻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惡循環。
究其根源，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之所以越來越不穩定，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竭力維護一黨專政，繼續剝奪民眾基本人權的歪路，一條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官商勾結瘋狂掠奪壓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條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大量透支自然資源的歧路，總之，走的是一條與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馳的邪路。這樣的改革開放，能不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激起民眾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和反抗嗎？
真要想維穩，那就必須徹底拋棄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扭轉改革開放的方向，消除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它不會也不可能這樣做。面對民眾的不滿和反抗，一向唯我獨尊無法無天的中共自以為大權在握，掌握著軍隊、警察等暴力機器和宣傳工具，不但不去體察安撫民眾的不滿和冤情，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難題，切實維護他們受損的利益，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不但以維穩為名壓制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甚至一逞權力暴戾，採取各種流氓暴力手段肆無忌憚地打壓、鎮壓民眾的維權行動和抗議風潮，其結果民怨當然越積越深，矛盾當然越來越尖銳，社會當然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正如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布的研究報告所指出的：近些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少，反而不斷增加，維穩工作陷入了「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報告還指出，中國政府現行的維穩思路和模式，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通過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本質上只能是以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潛在的社會矛盾，在道德正義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從而加速了社會基礎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失範（注12）。」
維穩的本意是消除導致不穩定的因素，結果自己卻成了強化不穩定的推手，以至於越維穩反倒越不穩，這真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天大笑話！
七
2012年12月23日，瑪雅預言中的世界末日。不管這個預言是否準確，但至少對中共來說，今年卻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多事之秋。專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殆盡，政權處於空前不穩定的狀態，各種社會矛盾比任何時候都嚴重和尖銳，大有山雨欲來，大廈將傾之勢。這一點，僅從大陸各階層當下的政治思想動向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剛剛過去的這大半年裡，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連串的驚人戲劇。從「王薄事件」到「谷開來謀殺案」，從「什邡事件」到「瀋陽罷市」，從「南海爭端」到「釣魚島風波」，從「北京大水」再到「倫敦奧運假賽風波」，有關中共的各種醜聞接連不斷地浮出水面，讓中國民眾更加認清了它的邪惡本質，越來越多的人因此紛紛加入到「全球退黨大潮」的行列中。據《大紀元》報導，王立軍事件之後，中國大陸民眾「翻牆」出來、聲明三退的人數已經勢不可擋。僅7月的第一週，聲明脫離中共組織的人數就有52萬多人。到目前為止，已有一億二千多萬中國人退出中共組織。
退黨義工Yina講述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名公安局長在接到他的「勸退」電話後，表明身份說：「我告訴你吧，我就是當官的，我是公安局局長，你趕緊幫我退。」而另一位聲明退出中共的大陸人士表示，要那個黨有啥用？現在中國沒有人權，中共可以不擇手段，隨隨便便就要一個人的命。共產黨就是來禍害老百姓的。另一位已經做了「三退」的大陸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看的出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是個人吃人的社會。
進入2012年後，中共各級政府網站頻頻遭到黑客攻擊，規模之大、頻率之快可謂前所未有。
4月初，一個自稱為「匿名中國」的黑客組織，攻擊了幾個地方政府的網站，不但使首頁面目全非，還用中英文號召大家「起義」，反抗專制，「為自由而戰」。並警告中共：「親愛的中國政府，你絕對不是毫無失誤的，今天你的網站被駭，明天你的邪惡政權就會垮臺。」
4月18日，大連市甘井子地區政法委網站被黑。網站首頁驚現「打倒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墓」字樣和圖片。4月23日，山東省沂源縣的中共縣委黨校網站上出現了「推翻共產黨重建新中國！」的字樣，中共黨徽也被打上了兩個大大的黑「XX」。
5月9日，廣西柳州地區的融水苗族自治縣28個政府部門網站全部被黑客攻陷，出現了號召全民大起義推翻共產黨的反共標語。5月18日不同時段，寶雞市12個政府網站均被黑屏，出現反共標語：「共匪不亡！天理不容！」及「打倒共產黨」。8月初，四川眉山城鄉規劃局網站也被黑客攻陷，在首頁留下反共標語「共產黨是流氓無賴！吃喝嫖賭，坑矇拐騙！」並在標語下標注「反共黑客」。有評論表示，目前，中國大陸民眾已經從恐懼中共發展到了直接抵抗中共暴政。
一個社會和國家將向何處去，精英人士的動向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如果說一年以前，中國精英陣營中的許多人對中國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還存有懷疑，那麼在阿拉伯之春之後，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
去冬以來，中國輿論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開始大談中國的危機和變局，認為今年中共將召開十八大，潛伏多年的權力鬥爭可能一觸即發，2012年將成為中共危機四伏的關口，中國已走到不得不變，不變就要動亂的十字路口。
元旦剛過不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就在新浪微博中突然發聲：「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這樣搞很危險。我們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總是拿人民當傻瓜！奉勸一些人不要過於迷戀權力，卡扎菲滿臉鮮血被打死還歷歷在目……人民不跟我們玩了，我們就玩完了！」
4月5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論重地《炎黃春秋》召開了一場有關薄熙來事件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途徑的座談會，不止一位講者認為中國已在大變的前夕，人心思變，現今的「維穩」局面已維持不下去了。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現在的形勢有點像文革後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需要變了。他說，民間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都在議論國事，全民關心政治，全面議論政治，這是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的事。
著名學者、《炎黃春秋》雜誌社主編楊繼繩說：中國現在處於大變革前夕，民間怨聲載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說，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執政黨各級領導人的腐敗程度嚴重得多，特權也嚴重得多。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散發的臭氣，瀰漫污染著整個社會，老百姓已經忍無可忍了。
曾擔任中共中宣部長22年的中共元老陸定一的兒子，APEC亞洲院士陸德說，中國經濟轉型喊了20年轉不過來，當前的問題越積越多越嚴重，不勵志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可能會面臨一場革命。
不僅精英們在大談革命，革命的幽靈甚至也潛入了中南海的深宮大院。當下，中共高層對「亡黨危機」的共識，已不是什麼秘密，胡錦濤、習近平等都曾在不同場合公開承認過這種危機。
胡錦濤卸任前曾多次發出過亡黨危機加劇的警告。2月下旬，胡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黨正面臨著的亡黨危機，近年不是減弱、緩和，而是加劇、激化。社會各種矛盾日益激化，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的利益與黨的執政和政策的矛盾。胡說，根據調查，有關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在地方貫徹的情況：在黨的建設、黨群關係和社會民主這三方面，很差和較差的，佔了大部分，這反映到當前政治局面上，反映到黨工作處於被動上，最終也反映到黨面臨危機加劇上。胡又警告說：這個被動局面不克服，一場政治性災難就會發生，這是不以主觀意志而改變的規律。
據《動向》雜誌報導，習近平也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部委辦書記、部長政治學習班上指出：「黨政、國家機關部門高級幹部‘裸官’情況，直系親屬在外國持雙重國籍；配偶、親屬經商和佔據國企高級管理層享受超級待遇；‘三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旅遊）揮霍情況，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憤。」習還說：「社會已把三個問題列作新時期亡黨亡國的三大禍端，」「政治危機、政局穩定危機、民心黨心危機、國家前途危機能否化解，根本取決於黨的自身改革的勇氣、堅定性，取決於社會的呼聲和動力。」
不久前港媒還曝光，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竟然是即將接任中共總理一職的李克強的枕邊書。此書描述和分析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它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這場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則是中央集權（注13）。在托克維爾的筆下，大革命前的法國雖然經歷了「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這與當下的中國何其相似！
無獨有偶，據港媒爆料，這本書也是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的枕邊書。因為憂心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會引發革命，他不但自己認真研究此書，還在各種場合對不同的人推薦它（注14）。
10年前曾預言中國將在2011年底崩潰的知名亞洲事務專家、美籍華裔作家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斷言中共的崩潰就在今年。被中國表象和中共宣傳所迷惑的人一定會覺得這是危言聳聽，但許多瞭解中國內情的人都認為不是沒有這種可能。誠如知名經濟學者袁劍所言：「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注15）
形象地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一艘已經觸礁進水的巨輪，正在大海上死命地掙紮著，而足以使其葬身海底的風暴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
「狂風吼叫……雷聲轟響……
——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了！」
結語
改革開放不但是文革後中共最重要的決策和最引以自傲的政績，也是文革後中共重建其政權合法性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共，判斷其政權的合法性，關鍵就在於如何評價改革開放。
文革後，百廢待興，人心思變，改革開放理所當然成了全社會的一致共識，也讓歷經苦難的中國民眾再次燃起了對未來的希望——一個中共許諾的「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美好明天似乎正在向他們走來。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展開和深入，中國民眾越來越失望地發現，現實中的改革開放與他們期待的改革開放完全是兩碼事。前者不但不是玫瑰色的，而且有著極為猙獰的面目。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有些方面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甚至達到了與發達國家同步的水平。漫步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們已經感受不到與紐約、巴黎、倫敦、東京的明顯差別。但這種現代化卻不是建立在普世價值和現代政治框架之上，符合人性、讓人享有充分權利，從而能夠維護和提高人的尊嚴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背離了普世價值和現代政治框架，以剝奪人的權利和摧毀人的尊嚴為特徵的櫥窗式的畸形現代化。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一部分中國人確實如中共當年承諾的那樣先富起來了，但他們並不是被共產黨在嘴巴上尊為主人的廣大民眾，而是自稱公僕，口口聲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共產黨官員和依附於他們的各色奸商。更準確地說，他們不是一般地富起來了，而是暴富起來了。最重要的還在於，他們的財富並非來自於自己的勞動和創造，統統都是憑藉手中的權力或者是買通權力後巧取豪奪來的。而中共當年承諾的共同富裕，則成了一張名副其實的空頭支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非但沒有實現共同富裕，貧富差距反而變得越來越懸殊，早已躍居全球前列。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確實獲得了罕見的高增長，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然而，理應由全社會共享的這一成果，絕大部分卻都落入了只佔人口極少數的以中共官僚為代表的權貴階級的口袋，普通民眾拿到的只是零頭，而改革開放的巨大代價卻完全落到了他們尤其是廣大農民與城市下層人民的身上。換句話說，權貴階級在改革開放中收穫的巨大利益完全是建立在普通民眾的利益嚴重受損的基礎之上的。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總體而言，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較毛時代有了明顯的提高，但這種提高卻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尤其是落後於權貴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與此同時，儘管在中共的宣傳中，工人農民仍然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們的實際地位卻較改革開放前一落千丈——不但在政治上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在經濟上降為邊緣階層。日益增長的相對剝奪感，讓他們深陷無望與無奈。
一言以蔽之，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不但在經濟上受到的掠奪是毛時代所望塵莫及的，而且在政治上遭受的壓迫總體上也絲毫沒有減輕，在有些方面甚至還有所加重。事實表明，以挽救和強化中共專制統治為首要目地的這場打著引號的改革開放，不過是對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的新一輪踐踏，是權貴階級騎在人民頭上橫行霸道巧取豪奪的一場狂歡，是普羅大眾備受蹂躪用血淚寫就的一幕悲劇。
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反，這場坡腳的改革開放非但沒有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反而充分說明瞭它的邪惡自私無恥；不但沒有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所謂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反而充分彰顯了它在管理國家上的昏庸和無能；不但沒有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擔當者和卓越領導者，反而充分證明了它是阻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畔腳石和歷史罪人。毫不誇張地說，歷經30多年的這場改革開放，徹底褪去意識形態外衣的中共，如今已完完全全蛻變成了一個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時，赤裸裸地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腐敗黨、盜賊黨和吸金黨。
不言而喻，這樣的改革開放絕不可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中共和權貴階級的私利。這樣的改革開放也絕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只會遭到人民的吐棄，事實上也已為他們所吐棄。試想，這樣一場既背離人民又遭到他們吐棄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呢？實際上，它證明的反倒是中共執政的非法性，是它下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堪稱是一堂格外生動的政治課，正是它讓越來越多曾經對共產黨抱有幻想的中國人明白了，不管中共怎麼改頭換面，以什麼樣的面目示人，它壟斷權力，壓迫和掠奪人民的本性是絕不會改變的，如果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也只能是變得越來越凶狠，越來越貪婪。真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富強的現代化新國家，實現復興中華民族的夢想，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解體中共，讓它早日退出歷史舞臺。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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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張平：改革開放30年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盛世》，見2008年11月28日中國政府網。
注2：引自《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中國改革開放30年(1978-2008)》
注3：引自《改革開放30年：中國模式的獨特創造——訪北京大學哲學系王東教授》，載2008年12月19日《中國教育報》。
注4：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載《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8期。
注5：引自胡錦濤《6月２５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2007年6月26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站。
注6：引自何清漣《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2004年第二期《當代中國》。
注7：引自《要跳樓去五樓凸顯權力最基層的冷酷》，載2009年12月4日《新聞晨報》。
注8：引自楊繼繩《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見2010年1月20日共識網。
注9：引自閆紀建《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及處置對策》，載2010年第5期《理論導刊》。
注10：引自關武君《「天價維穩」不是長久之計》，載2010年7月13日《學習時報》。
注11：引自維基百科「維穩」詞條。
注12：引自《清華大學:中國維穩工作陷入「越維越不穩」怪圈》，載2010年4月19日《中國青年報》。
注13、注14：引自《胡習密談亡黨李克強枕邊書談革命不可避免》，見2012年8月8日大紀元新聞網。
注15：引自袁劍《奇蹟的黃昏》第三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