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神秘古書《推背圖》「第三十九像」對抗日戰爭的預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雞年，「一朝聽得金雞叫」被解釋為對日本戰敗投降時間的預言。轉眼就是一個甲子的輪迴，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的聲音此起彼伏。其實，比起《推背圖》，毛澤東的預測更細緻、也更準確。從小，我們就從中學歷史教科書知道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中雄辯地分析了整個抗戰進程，駁斥了當時盲目樂觀的「速勝論」和悲觀的「亡國論」，斷言抗戰必然是持久戰，並清晰地分為防禦、相持、反攻三個階段。（按：有一說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抄襲自1937年初由蔣百裡所寫的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
世人大凡讀到此文無不驚為天人，對毛的軍事謀略、戰略家的風采不禁欽佩得五體投地。鮮為人知的是蔣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記中就對日本必敗有信心，而且對最後勝利也有大致上的時間表，比1938年5月毛澤東提出《論持久戰》要早近三年：
「[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以後的歷史變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驟、最後的結局都與蔣的推測大致吻合。以美、英、蘇為核心的國際社會果然出面干涉，這一天離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內，只是日本國內並未發生內亂。1939年9月5日，歐洲戰爭全面爆發的消息傳來，蔣不無竊喜，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抗戰兩年期待國際變化，今果已至矣。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固執謹慎運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
1941年12月8日，當珍珠港事件消息傳來，蔣更是喜不自禁，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下「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令他如此興奮的是在多年前的計算和預測終於變成了現實。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前，近6年間，蔣介石身為南京政府的頭號決策者卻始終下不了抗戰的決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惡名，頗受世人的厚非。許多青年學生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麾下的東北軍、西北軍，當然還有共產黨及其他政治力量都無法體會他的苦衷，不能諒解他。
其實，早在「九一八」發生不久，蔣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寫：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余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抗戰之前這段日記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邊接近的人都無法洞察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從他的日記看來，蔣介石之所以忍辱負重，不抵抗，自認為完全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他深知倉促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簽定屈辱的《塘沽協定》後，1933年6月3日，他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不過，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確實將日本全面侵華的計畫延緩、推遲了四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準備時間。在當時背景下，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也是贊成委曲求全，爭取時間的。
1936年9月26日他日記中說：「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這一點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記中說得更明白：「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實際上，在1937年前的5年間，抗戰準備的成效確實也是顯著的，比如：
1、任用德國顧問，修訂公布了陸軍典範令；
2、任用俞大維，將步兵兵器標準化；
3、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的軍械彈藥能自足；
4、空軍擴充到飛機600架（儘管能實際對日作戰的只有220架）；
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贛、粵漢鐵路；
6、幣制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公有；
7、公布兵役法，開始徵兵；
8、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等分頭遊說美、英、蘇等大國，爭取外交主動，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國共合作」，結束內戰，共產黨宣布接受蔣的統一領導，共同抗日，蔣的個人聲望大大提高。在知識份子中有廣泛影響的胡適早在1935年8月就說過：「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也把蔣視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沒有重心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