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為貴，臣為輕，自古皆然。儘管黃宗羲不事二朝，對君王也無比忠誠，但其《原臣》透露出他治道的民主思想，頗具新意，「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
誠然，君權神授，帝王是天子，聰明仁德，高明無比，但帝王畢竟沒有三頭六臂，難以應付繁複的軍國大事，因此需要專門輔佐君王的臣子。他們聚集在君王左右，或為智囊，替君主出主意想辦法，以備各種方略；或為疆臣，分派各地，代表皇帝處理地方上的各種事務。
對於臣的角色定位，黃宗羲賦予了臣以獨立人格，認為臣不必惟君命是從，臣同樣對天下負有一份責任，他將君臣關係與父子關係進行比較，「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天下之有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認為那些不以天下為任而從帝王，不為國謀而為身謀，想從帝王那裡分得一杯殘羹剩飯，便不得不降格為帝王的「僕妾」；反之，事天下而出為臣，則無慾而剛。黃宗羲從父子、君臣關係的區別及對士人應以天下為事的倡揚中為臣下爭得了師友的「名份」，頗有驚世駭俗的意味。
其實，早在《唐語林》中記載的唐初的蘇世長與唐高宗李淵之間的軼事就頗能說明黃宗羲所論及的臣道。蘇世長在頂撞了皇帝、受到皇帝的斥責之後說，「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也。」蘇世長原是王世充的舊屬，他在李唐集團逐鹿中原即將勝出時投奔了李淵，交淺言深，更何況與李淵之間還有「君臣大禮」的閾限。而蘇世長不顧自己頗為尷尬的身世，常常在唐高祖興致極高、洋洋自得時站出來，橫挑鼻子豎挑眼，語帶譏諷地對君主自以為是的行為評頭品足。李淵受到冒犯，壞了興致，往往被激怒，但最終都因高宗的開明和包容而使矛盾得到化解。
從《唐語林》的相關描述裡，我們彷彿每次都能看到李淵的手已經習慣性地伸向了腰間的寶劍，好不容易按下了心頭的怒火。蘇世長提著腦袋行事，險像環生，但正是他這種不計後果的拼爭態度顯示了古代諍臣的耿介與剛直，並使黃宗羲所說的「臣道」有了可以深味的內涵。
史料顯示，蘇世長投奔李淵，確立君臣名份時就有些疙疙瘩瘩。蘇世長原是隋末很有希望問鼎的王世充的部下。唐武德四年，經過長期征戰，李淵終於剿滅了王世充，其手下的蘇世長率眾歸順。蘇世長立身廟堂之後，「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將伴君如伴虎的古訓當成了耳邊風，他相信正道正行的道理，不想去看金鑾寶殿上坐著的那個多變的臉色。
一次，唐高祖李淵帶著一大幫隨從去高陵狩獵，蘇世長也在其中。皇帝出獵，一半是出遊，一半是揚威，是一件很風光的事。唐高祖在一幫文臣武將的前呼後擁下出了京城長安。猛將如雲，冠蓋遮道，號角震天，黃塵蔽目，將沿途百姓搞得雞犬不寧。唐高祖田獵興師動眾，勞民傷財，蘇世長心裏頗有微詞。當時唐朝政權剛剛建立，國家經過戰亂，百廢待興，而皇帝卻丟下公事，耗費大量錢財。面對唐高祖彈無虛發、一連射下好幾隻飛禽後的洋洋得意，以及一幫隨從的諂媚和叫好，蘇世長氣不打一處出的說道：「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句，未為大樂。」其意是，陛下將軍國大事丟在一邊，興師動眾來高陵打獵，但打獵還不到百日，不用急著回去，要玩就玩個痛快，盡興而歸。蘇氏話中有話，機鋒直指高宗。高宗正欲發作，但轉而一想，因田獵處罰蘇世長一定會招引非議，說我李淵心胸狹窄。
高宗終於壓住怒火，雖然責問蘇世長的話非常嚴厲，但也為蘇世長預設了台階；不過，在蘇世長看來，真正需要下台階的不是他蘇世長而是高宗，他不想讓李淵輕輕鬆松過關，遂正色說道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句話：「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也。」在蘇世長看來，作為一個臣下，如果只考慮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想得到皇帝的提拔和更多的封賞，那就要察言觀色，專揀那些好聽的話給皇上聽，但這樣做只會誤了軍國大事；如果真心擁戴陛下，為大唐的江山社稷考慮，則理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去考慮話說得中聽不中聽。陛下如果計較臣下言事的態度，認為我冒犯了帝王的尊嚴，當然可以治我的罪……。蘇世長的話很沖，但卻把其中的道理挑得個明明白白。李淵生著氣，但心裏是清楚的：蘇世長沒有錯，如果懲治蘇氏豈不因此堵了言路！遂默然不語，拂袖而去。本來因獵獲頗豐而有的那點興頭被蘇世長攪得蕩然無存，悻悻然罷獵歸宮。一次極顯唐室威儀的田獵就這樣草草收場。
黃宗羲為臣下爭得了師友的「名份」，按照黃宗羲的觀念，既然是師友，又怎能諱言是非，在一言能利天下時，豈能顧及身家性命、裝聾作啞？「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也許這就是中國古代仕人所堅守的達到了奮不顧身境界的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