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簡練但吸引人的格言：「人口決定命運」可能言過其實。但人口因素確在無情地塑造著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因此能夠對國家的未來繁榮和地緣政治力量的可能性提供強有力的解釋。
眾所周知，中國的人口在老齡化。大家不那麼瞭解也極少去考查的是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亞洲規模最大，且以最快速度上升的力量的未來意味著什麼。老齡化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停滯和社會矛盾。但是，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道路的背景下考慮，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可能是阻止中國主導「亞洲世紀」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
儘管東亞經濟保持活力，但其卻正在迅速老齡化。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它被認為是地區的「爺爺」。但考慮未來力量平衡的各種可能，應該更多關注中國。目前，中國人口為13.5億人，但這一數字預計到2030年左右開始慢慢減少。
考慮到老齡化和正式退休人員，勞動年齡人口相對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更為重要。在1980年代，勞動年齡人口（15至64歲）佔總人口超過73％。目前為68％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在2020年下降到65%，2035年下降到60％左右。
當我們比較勞動年齡人口和正式退休人員的佔比，這些數字的意義就變得異常明顯。
當中國在1979年開始市場化改革的時候，工作年齡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率約為7：1。今天，這一比率約為5.5：1。目前的預測表明，到2035年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率將低於2.5：1。
工作人口的年齡分布也很重要。研究清楚地表明，工人從30來歲到40多歲是最有生產力和創新能力的。這一直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基礎，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時家庭負擔較輕的大量年輕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自1979年改革以來，生產性勞動力的規模增長快於總人口規模。大概從2015年開始，這一趨勢將逆轉。
目前中國大約有1.2億65歲及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將有大約3.2億人，而總人口只會比現在增長約1億。即使正在工作的人口當中，到2035年將有1.5個年紀較大的工人（50到64歲）對一個年輕工人（15到29歲歲），與目前的情況截然相反。
這一趨勢在未達工作年齡人口中也是如此。例如，小學新入學學生數量從1995年的超過2500萬，下降到2008年的少於1670萬。綜上所述，這些數字表明，雖然沒有日本那麼嚴重，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和西歐其他國家一起，明確地歸屬於「老齡化」國家。
而且，由於以下原因，這些趨勢被改變或逆轉是近乎不可能的。
首先，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主要是因為平均壽命的顯著增加，從1980年的不到65歲到目前的75歲。此外，生育率也下降了，從1980年每個婦女生育2.63個孩子到2011年約1.5個。這一趨勢不太可能改變。
像上海那樣的富裕城市（報告的生育率只有0.6，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中最低的）可以證明，中國新興的精英，與他們的西方同類一樣，看重生活方式和職業發展超過了更大規模的家庭。雖然該國從1979年開始執行的「一孩政策」，在不同省份的執行情況並不一致，但它仍然有效地將生育旺盛期婦女的生育數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這一現實，加之中國的廣泛偏愛男孩勝過女孩，預計將導致到2020年，將有約4000萬過剩的適婚年齡的男性。
未來的實際數字將與這一趨勢線略有差異。但未來幾十年裡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無法改變的。即使一孩政策被取消，未來幾十年老齡化趨勢也不會有明顯的逆轉。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這個老齡化趨勢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溫家寶總理曾不止一次地描述他的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
溫家寶總理所作評估的基礎，被中國和國際經濟學家廣泛認可，是中國必須從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簡單說就是搞建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從19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淨出口約佔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的一半。從2003年左右開始，固定資產投資拉動GDP增長的40％左右。
2009年，為應對影響到中國主要出口市場美國和歐元區國家的全球經濟放緩，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80％至90％的增長是資本投資拉動的。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正規貸款的增加反映了這一點。
這樣的貸款從2001年的1500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3800億美元，然後到2008年的7500億美元和2009年的1.4萬億美元（2010年和2011年的數字輕微下降至約1.2萬億美元）。增加的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信貸現在已經達到GDP的250%左右，在其背後，固定資產投資佔目前GDP增長的50-55％左右。
事實上，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是從1980年代一個相對可持續的35％的水平跳升到2004年45%的水平的。許多分析師現在認為固定資產投資佔GDP已超過60％。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國家，這意味著她將國家儲蓄的過於龐大的部分用於建設那些人們用不到或者不想使用的東西，而居民消費的太少。
即使在日本，韓國和臺灣快速工業化的1950，1960和1970年代，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例仍保持在30％以下，只有偶爾的一兩年接近35％。可以肯定的是，農村居民向城市及周邊郊區轉移總是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聯繫在一起的，中國也不例外。然而，每年的城鎮化率只有約1-1.5％，我們見證的是歷史上所有經濟體中速度最快的資本投資的積累（當然也是不可持續的）。
從經濟角度來說，國家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是巨大的浪費。雖然國內民營企業在諸如投資回報率，盈利能力和經濟效率等方面一般會更成功2倍或3倍，絕大多數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卻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管理的國有企業（SOEs）進行的。
這些國有企業主導了中國經濟所有主要行業（除了出口製造業），包括商品、公用事業、化工、重工業、基礎設施、建築、運輸、銀行、金融、保險、媒體、教育、可再生能源、IT和先進的IT平臺。他們從遍佈全國的國有和國有控股銀行得到所有正規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
如果中央管理的約120家和地方管理的15萬家企業配得上這種支持，那麼這種大規模的對國有企業的偏袒還說的過去。一些知名的中國國有巨頭如中石化、中國移動和中石油每年都盈利頗豐，儘管在近乎壟斷的環境內，他們享受獲得資本的特權。然而，即使是運行最好的央企，全部利潤的80％左右來自不足十幾家企業。
地方國有企業的表現更是糟糕透頂。根據各種案例分析的綜合估計，1979年19％的國有企業不賺錢，1997年是40％，2006年持續虧損的為51%。據悉，這種貸款風險管理程序一直備受質疑，估計約30％的銀行貸款基於「政策」，而不是良好的商業考慮而展期。因此，對不良貸款（NPL）的擔憂將逐漸被證實。
事實上，這個週期以前也發生過。1998年至2005年間，政府注資超過2500億美元現金救助銀行。在同一時期，約3300億美元的這些不良貸款從中國銀行的賬面轉移到特殊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銀行收到了不良貸款的原值。到目前為止，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貸款的平均回收率約25%。
自2005年以來，銀行貸款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而貸款政策變化不大。事實上，國有銀行被命令在2011年底對地方國有企業展期價值約1.7萬億美元的到期貸款，這些資金的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擁有的「融資平臺」用於建設投機性高端住宅。
主要評級機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和其他研究人員估計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良貸款的真實規模約佔GDP的40％到150％。儘管沒有人知道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問題的真實情況，中國政府和經濟學家廣泛認可，建設既不需要也不會使用的東西的增長模式對該國是一條不可持續之路。
事實上，中國和國際廣泛關注的從固定資產投資（在較小程度上，以出口為主導）模式向國內消費為基礎的增長過渡，是明確承認1990年代早期以來的經濟方式走到了盡頭。
銀行系統隱藏的不良貸款問題只是出現了二十年多年，國家主導的經濟方式的一個問題，這一方式在90年代初期得勢。事實上，對中國而言一個潛在的更加不祥的問題可以從其越來越「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模式和揮之不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關係中發現。這構成了對國家經濟長期生命力的相輔相成，潛在的惡性循環。
因此，中國面臨著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未富先老的主要大國的前景。這是毛時代集體農業和工業生產的社會主義實驗導致的農業經濟停滯和過去三十年由於公共衛生水平進步導致的壽命預期急速上升的事實的共同結果。但不能將中國的困境完全歸咎於毛的遺產，甚至三十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共產黨（CCP）的政策導致該國雖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對人口老齡化卻完全沒有準備。
自1979年改革以來，經濟增長已遠遠超過了人口的增長。事實上，人均收入從1980年的不到200美元增加到78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0年不變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人均GDP將在10年內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1.6萬美元。
然而，只專注於快速增長的人均GDP作為衡量中國經濟和社會進步是有很大誤導性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國家主導的經濟中，國家數萬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以平均每年20％至30％的速度上升。據估計，國家金融體系中的國內儲蓄的一半來自國有企業。
相比之下，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長速度只有2-3％。糟糕的是，各種研究表明，過去十年，4億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實際上是停滯或者下降的。其他研究表明，絕對貧困（每天少於1.50美元）在同一時期是上升的。目前，國家不到一半的人維持在每天少於2美元。
第二，將國家收入除以人數並不能代表國家的實際的財富分配。現實中，考慮到收入分配指標，如基尼係數，中國在三十年裡已經從全亞洲最平均的社會成為最不平均的國家。基尼係數水平已經從1980年代的0.25上升到1990年代的0.38，目前為0.57（其中0表示完全的收入平均，1代表完全的收入不平均）。
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係數為0.37，美國0.43，日本0.38而俄羅斯為0.42。現實是，雖然中國居民的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儲蓄的金額對很多退休人員，很可能絕大多數都是不夠用的。
事實上，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在過去快速增長的十年一直保持著穩定的基尼係數表明，是經濟增長模式，而不是快速增長本身，決定了不平等程度。事實上，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9）的中等家庭收入以相近的增長率上漲，但社會的不平等程度保持穩定。只是在1990年代中期國家社團主義得勢以後，收入不平等才增加。
一方面是壓低的居民收入和危險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另一方面是國家主導的經濟，二者之間的聯繫是確定無疑的。在一個約15萬國有企業獲得的大部分份額的資本和市場機會，犧牲數以千萬計的私有企業和非正規公司的體系裡，少數的有關係的「內部人士」，通常是那些有政治影響力或同共產黨或國有企業有關係的人，從目前的增長模式中額外獲益。
大量的調查表明，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偏向相對少數有關係的企業和個人的。由總部設在北京的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在2011年進行的類似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中國城市裡的商人）相信，認識恰當的有政治關係的人是決定成敗的主要因素。商業週刊調查指出：「政治關係」被壓倒性地看作是企業成功的關鍵。不意外的是，約8500萬中共黨員中超過80%的人構成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精英。
犧牲家庭部門以偏袒國有企業在其他政策上一樣顯而易見。例如，為滿足個人的養老需求，面對排除多個孩子的養老支持機制的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達到純收入的40%。因為沒有別的辦法，居民儲蓄存放於國有銀行並獲得非常低的利息（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約1-2％）。
這些國有銀行將其貸款的大部分以低於市場利率的水平貸給國有企業，這些貸款大部分進入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因此，該國陷入困境的家庭實質上為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提供補貼。
很清楚的是，中國受打壓的家庭部門和不平等的增長加劇了國家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不足，因此，相比於沒有這些扭曲的快速增長經濟的居民，很多未來的退休人士將處於一個更糟糕和更脆弱的財務處境。事實上，偏袒國有企業的對普通中國居民的經濟壓制，結果是家庭收入嚴重滯後於GDP增長速度，這一點反映在國家低的無恥的國內消費水平。中國的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為33％，是世界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與此相比，美國為70％左右，日本為60％。
這種準備不足還因下述事實而加劇，只有大約15％的中國工人，主要來自一些國有企業佔主導地位的行業，有某種形式的中央，省和地方養老金。根據最近的一項經合組織的研究，只有大約10％至15％的擁有退休金的人仍依靠子女養老。對於那些沒有退休金的，數字跳升到超過50％。
雖然目前的養老保險計畫涵蓋了少數公民，專家和研究人員的共識是，國家的養老金負債總額在2010年為約2.7萬億美元，2013年將達到2.9萬億美元。按照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領導的復旦大學的團隊測算，預計不變的養老保險政策將導致2033年負債達10.25萬億美元（或近40％的GDP，基於一個樂觀的GDP增速年均 6％的假設）。
還有管理不善，甚至挪用養老金的問題，特別是被地方官員。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由省級主管部門管理的養老金，大約有一半已經失去了價值，而地方政府無法支付養老金的報告普遍存在。
孤立地看，一個國家的GDP增長率對該國實際發展情況不是決定性指標。畢竟，從1950年到1973年，前蘇聯官方經濟規模擴大了三倍，但只是二十年以後，它就崩潰了。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似乎更讓人印象深刻，人口老齡化對該國的挑戰仍然是非常嚴峻的。
對於經濟發動機來說，通過不斷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實現增長不會總是奏效的。實現一美元額外產出所需要的資金投入的比例已經從1990年代早期的2：1上升到目前的7：1，比印度等經濟體高50%。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不斷積累，僅僅是資本效率下滑的另外一個指標。該國的人口老齡化也意味著，支撐國家建設和生產部門的看似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將逐步減少。
但是，可持續發展將取決於中國比現在更有效地使用資本和勞動力的能力。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紐約時報所說的那樣，「生產力不是一切，但從長遠來看，它幾乎是一切。」
第二，在提高生產力的基礎上維持經濟增長只是中國老齡化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此外要確保所有家庭的收入至少按GDP的整體增速增長。換句話說，需要財產和機會從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大規模轉移，以顯著提高家庭的財富和收入。這也將有助於經濟向更多國內消費轉型，這是持續增長所必需的。
大幅增加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意味著資本和勞動力產生越來越多的產出，將需要國有財富和機會的退出，也暗示著共產黨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
例如，198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允許土地持有人在滿足最低配額後，按其意願生產並以市場價格出售剩餘產品。這導致了「鄉鎮企業」在社區主導小產業自發地和計畫外地爆發性地興起。雖然技術上這些所有權都歸地方政府，但是它們都是由私人家庭管理，允許保留了大部分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在這中國農村企業家精神興起的十年，家庭收入與GDP同步增長。這一時期見證了國家在經濟活動中實質地撤退，五分之四的貧困消除發生在自1980年以後的十年。
但接著在90年代初，國家回收了對經濟的主導權。政權意識到自己面對著對新興精英喪失影響力的風險，共產黨決定它必須保持對職業生涯，商業，專業，甚至社會機會的主導。這樣它將各種精英的未來與黨聯繫起來。國有企業恢復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目前中國經濟的性質可以證明這一點。
現在的問題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運營不佳。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廉價、低於市場價格的信貸利率以及稅收和補貼特權的待遇，而且他們還免受國內和國際私營公司的競爭。因此，他們壯大發展於這樣的企業文化和經濟規則，商業成功經常是更依靠政治關係和操縱，而非經濟效率和創新。
研究表明，基於盈利性、資產回報率、權益回報率、銷售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指標，即使是中國最大和最有效的國有企業也比中國民營企業差2到3倍。別忘了這些國有企業佔用了國家賬面銀行貸款，或者稱為正規融資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國內的民營企業，經常被迫從「影子」銀行借款，利率至少四，五倍於正規貸款。
為大幅提高家庭收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避免伴隨社會老齡化出現的社會動亂，北京需要監督國家財富大規模且快速地從國有企業部門轉移到私營部門和家庭。選項包括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雖然如果允許關係好的家庭搶購國有企業的股份，像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那樣，那麼這些政策將會沒有意義。
讓國有銀行按照企業業績而非政策或政治考慮來放貸將允許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基於商業觸覺蓬勃發展（以低效國企為代價）。這反過來將有助於確保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種公平的經濟環境中經營的家庭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當家庭成員步入退休年齡後能夠照顧他們自己。
無論這些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聽起來如何，目前的國家精英都不會歡迎他們，因為，國有企業的主導和共產黨對特權和慷慨分配發號施令被視為政權生存和精英持續的關鍵。重要的是要注意，國有企業三個最高級職位（董事長，總裁，黨委書記）都是由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直接任命。
那些依賴於國有企業獲得權力，關係和收入的省級和地方官員是否會同意任何真正的私有化政策也是存疑的。
最後，歷史現實也反映出中國處理人口老齡化的隱約的無助，與中國不同的是，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是在富裕以後才慢慢變老。生產力與創新的巨大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在貧困且老齡化的社會是非常難以實現的，特別是在缺乏健全的法律規則，知識產權和基於業績而非政治關係進行資本分配的國家。
所有經濟體，生產力和創新（如有足夠和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如教育）傾向於主要來自三，四十歲的工人。因此，即使中國將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或更高，生產力和創新的收益將是相對輕微的。
現代中國是一個管理著虛弱國家和貧窮國民的富裕且強大的政府。這意味著共產黨員的可用資源正在推動中國崛起為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的可怕的戰略參與者。不過隨著中國成長的是其國內的脆弱性，日益嚴重的政府腐敗和國內的不滿情緒的增長速度快於經濟就說明這一點。
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面對國家的老齡化未來它沒有好的選擇。提高中國家庭能力，應對自己的退休生活的有意義的經濟改革，將嚴重削弱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影響力。他們也可能在過渡期間導致產出的立刻和急劇下降，這對政權安全是不堪設想的後果。但不追求這樣的經濟改革會危及整體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惡化國家應對老齡化社會挑戰的能力，增加中國的統治者們已經面臨的國內不穩定。這兩種方法都將增加政權的「生存焦慮」。
中國也面臨著財政決策難題。目前，政府財政投入相當大的份額，以增強中國國力和影響力，通過兩位數增長的軍事支出，用於人民解放軍（PLA）和准軍事部隊，人民武裝警察（PAP）。雖然從國家的老齡化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僅帶來10年的壓力，影響到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需要作出的重大決策將由下一代領導人做出。無論如何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和其他承諾的影響都將是深遠的。
例如，中國城市平均65歲的老人目前有約60%收入依靠國家，約27％來自家庭轉移而其餘部分來自勞動收入。一半以上的65歲及以上老人居住在中國農村，國家只提供他們收入的約5%，45％來自於勞動收入，50%來自家庭轉移。當退休人員接近70歲及更高年齡，無論在中國的城市還是農村，勞動收入份額陡然下降，因為他們已沒有能力工作。
然而，在中國城市和農村，國家提供的佔收入需要的份額都在下降，缺口靠家庭轉移和儲蓄彌補。現實的情況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子女承擔其年邁的父母的財務負擔的能力越來越緊張，國家為退休人員提供收入的負擔將要顯著增加（特別是在中國農村地區）。
中國為避免發生社會混亂也必須明顯提高福利開支。目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公共醫療，包括保險計畫上的開支從2007年的300億美元增加到約為960億美元。即便如此，在城市裡，所有醫療費用的一半以上由個人承擔;在農村地區超過75％。在8870億美元的2011年預算中，至少2050億美元用於解放軍和武警。後者的真實數字可能更接近300億美元。隨著中國老齡化，越來越多的目前致力於加強國力和威望的資源，將需要轉移到改善本國人民的命運上。
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的挑戰可以從一個比較中國與美國的一個重要的區域的有趣的統計預測中看出來。到2025年，中國的人口將是美國的3.2倍。到2050年，預計將下降到只有美國人口的約2.2倍。這種深刻的人口減少，在實質上及與其他大國的關係方面，使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威脅。
現在的問題是該國能否成功地應對這些威脅，並實現目前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區域和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野心。中國能夠保持目前的趨勢並主導即將到來的許多分析家所稱的」亞洲世紀「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