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所有的階級鬥爭實踐，基本上都是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翻版，並沒有多少新意。他在談到1920年讀到《共產黨宣言》等書的感受時還說：「人類有史以來就有了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的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李銳，《李銳文集》，880頁）在這方面，毛澤東確實是「其樂無窮」地搞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他把列寧的定義：「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二版，35卷，237頁）當成聖典，1957年反右時，批判司法獨立是資產階級觀點，並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1960年乾脆讓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合署辦公。還津津樂道地說自己「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其實，1930年，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引下，他在江西蘇區就首開「反AB團」殺戒，四千多紅軍將士成了冤鬼：紅20軍從軍長到連排長几乎殺光，江西省委殺得只剩曾山、陳正人兩個人。恰好從上海來的黨中央接了班，繼續發揚光大，各蘇區殺聲震天，七萬紅軍死於階級鬥爭。接下去又在延安整風，其心腹康生奉命搞成搶救運動，80%的知識份子搞成了特務。結果無一例真實。連王實味也是冤鬼。如果不是毛的理髮師遭罪，使他忽然明白，還不知又有多少刀下鬼。
1949年登基後，學習列寧的經驗，大搞鎮反。他後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講：「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李銳，《李銳文集》第423頁）到1959年廬山會議，他在7月31日常委會上說：「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8月11日談到中國為什麼沒有出匈牙利事件時說：「反革命殺了100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100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同上書。132頁，209頁）階級鬥爭成了暴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殺人也很光榮了。
再接著，胡風事件把知識份子當成靶子，文藝批評也用階級鬥爭加以歪曲，毛澤東親自操刀，指鹿為馬變成真事了。他宣告：「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57頁）誰來判定呢？當然是掌權人。因為你說的話我認為是反革命的，所以你是反革命。反之，你是反革命了，所以你的話就是反革命的。雞和蛋的循環，言論自由便蒸發了。
由於胡風判了刑，接著搞肅反。目標是「五百萬知識份子和幹部」。據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次肅反查出了81000名「反革命」，被列為批鬥對象的約有140萬人，佔全國知識份子的25%。如江蘇文聯的成員被關進監獄。全國人民噤若寒蟬，「愈是相熟的人，見了面，除掉談談天氣之外，國事、校事一概‘三緘其口’，惟恐被別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董渭川教授，《師大教學》第114期）這還沒完，毛澤東還要「引蛇出洞」，號召幫黨整風，「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4月30日，毛親自在天安門上約集民主人士談話，提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求大家對教育、文藝、科學、衛生等「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否則官僚主義永不能解決。中央統戰部組織了38次座談會，會上免不了有尖銳的批評意見。毛指示：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高級幹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頁）到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開會，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定性為「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56頁）毛親自定下劃右派的比例，從1%--10%。最後，平反時統計全國共劃了55萬多人。佔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總數的九分之一。
其實，在蘇共20大的影響下，中共八大也決議宣布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了。毛本人講話也作了結束的結論。但墨跡未乾，毛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起階級鬥爭來了。到1957年2月，他就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加進：「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89頁）從此，毛澤東便不斷地揮舞階級鬥爭大棒，作為打擊任何人的有力武器。
1959年廬山會議，他把階級鬥爭引進中央的高層。彭德懷一封信，被他上綱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得斗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毛澤東：《機關鎗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毛澤東一步一步把階級鬥爭從行動到言論、到思想、到黨內生活，最後導致文革。在馬克思那裡還只是以生產資料的佔有劃分階級，到毛澤東就以言論、思想甚至「莫須有」來劃分了。這幾場狂風暴雨過後，毛澤東成了獨裁者，無論黨內黨外，無人敢說一個不字。他於是可以胡作非為，「三面紅旗」飄過，留下三千萬餓殍。毛澤東說這只是「一個指頭」，但是，中國人民終於嘗到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滋味。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當他把劉少奇推上國家主席的位置，自己退居二線。「三自一包」救了無數中國農民一命，國家經濟形勢略有好轉，他又跳出來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著名的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毛澤東知道，玩階級鬥爭可以一箭雙鵰。一方面，可以使人民側目；另一方面，他在這方面是高手，足以鎮住黨內的高層。對蘇聯發生的清算斯大林他也耿耿於懷。除去兔死狐悲之外，更懷疑身邊這些人將來會像赫魯曉夫一樣。「四清」運動就打算對劉少奇開刀，首次提出了「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口號。
階級鬥爭的輿論甚囂塵上，全國人民都被這個理論毒化，雷鋒那句「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成了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座右銘。人性，居然成了資產階級的謬論，被狠狠批判。「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毛澤東更有所謂「資產階級有了民主、自由、博愛，無產階級就無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博愛！」。而「敵人」則是毛澤東欽定的。如此，當文化革命從天而降，革命小將被捧上天，本來天真無邪的青少年，一下子就被階級鬥爭燒紅了眼，變成了惡魔！
1966年8月，野蠻的、殘忍的、毫無人性的事就在北京發生，批鬥、抄家、毆打、破壞頻頻發生，毛澤東則親自出面給以鼓勵。乃至8月27日發生了大興縣的屠殺，在18個公社的48個大隊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年長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顯然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並受到政權機關的庇護。這樣，一股階級鬥爭的歪風，迅速刮向全國「紅色恐怖萬歲！」成了時髦的口號。法律的尊嚴、人民的權利都遭受了「史無前例」的踐踏。更有慘絕人寰的事例。只是說了自己的觀點，被殺不但，像張志新烈士，還活活地先割了喉管，以免她喊話。又如李九蓮烈士，槍斃前是用竹籤穿了下齶，還有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在階級鬥爭的旗幟下，屠殺也成了樂趣。廣西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由軍區和人武部指揮，各縣都在成批地屠殺。那些被定為地、富、反、壞、右的人甚至全家被殺，連孩子也不留。據1982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全廣西被屠殺人數達八萬五千餘人。甚至演出了人吃人的駭人聽聞的慘劇。僅武宣一個縣，被挖肝吃肉的就有75人。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
階級鬥爭在中國還有一個「成果」，那就是自殺現象。土改、鎮反、批《武訓傳》、「洗澡」、三反、五反、批俞平伯、批胡適思想、反胡風集團、肅反、反右，建國八年，搞了11個運動。自殺的人一個運動比一個運動多，這些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整人。人是有尊嚴的，「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看著身邊殘酷的事實，選擇死亡。而這些自殺的群體之中，乃是以中國最缺少的知識份子為主的。生命的代價，換回來的是「畏罪自殺」的結論。即便如此，依然前仆後繼。到文革，就達到高潮。我們實在無法一一列舉，僅能開一個自殺的、並不完全的名人名單：李立三、鄧拓、陳璉、吳晗、田家英、徐冰、周小舟、閻紅彥、衛恆、潘自力、傅連璋、文年生、王世英、金仲華、楊朔、姚溱、陳笑雨、範長江、聞捷、老舍、趙樹理、邵荃麟、蕭也牧、馮志、傅雷、阿壠、賀綠汀、小白玉霜、韓俊泰、言慧珠、袁雪芬、上官雲珠、嚴鳳英、鄭君裡、白辛、李劫夫、翦伯讚、周瘦鵑、儲安平、舒秀文、李達、海默、孔厥、趙慧深、熊十力、趙九章、黃紹宏、盧作孚、饒毓泰、顧而已、羅廣斌、應雲衛、顧聖嬰、馬連良、馬寒冰、陳同慶、郭世英、張琴秋、瀋志遠、李琪、容國團、姜永寧、張宗燧、周予同、謝家榮、湯非凡、李廣田、劉授松等等。這個名單實在是當年自殺者中的九牛一毛。但都是中國社會的精英人物，他們中，有中共創始人、元老、部長、將軍、作家、詩人、作曲家、學部委員、教授、藝術家、世界冠軍等等。許多人是夫妻雙雙、甚至有一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例如羅廣斌，九死一生從白公館逃脫；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佈雷的女兒，背叛權勢的父親投身共產黨；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自己的政權逼上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