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春龍和他的「全國抗震救災模範」獎牌。
一個個問題像炮彈一般射向尹春龍。
但提問者和回答者，顯然不在一個軌道之上。
他嘴唇顫抖地演講了3分鐘：「我有一種愛國主義的想法……我決定在我有限的生命裡面報效社會、報效祖國。」
2秒鐘的寂靜。似乎沒有人關心他關於愛國的演講。
「尹春龍，你還會繼續找公司拍賣你的獎牌嗎？」
「你關於拍賣的價格會改嗎？」
……
從當初拍賣獎牌的念頭初始，關於「抗震英雄」的話題就發生了質變，這是尹春龍始料未及的。
昨天22時，他給我打來電話，他決定將獎牌無償捐獻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讓更多的人來體會抗震救災的精神」。
「這樣就救了我……這塊壓著我喘不過氣的石頭，終於可以拿掉了。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拍1000萬……」他聲音疲憊而坦然。
截稿前最後一個電話，他一定要我寫上他捐的日期：本月30號。
拍賣鬧劇
14點28分，是尹春龍預設的拍賣時間，他說要和當年地震的時間一致
15日14點28分，是尹春龍預設的拍賣時間，他說要和當年地震的時間一致，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了那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而事實是，這個數字在現場提都沒提——拍賣演變成了一場鬧劇。
拍賣公布開始時間為14點，但直到14點20分，現場並未出現一位買家。
一位電視臺的年輕記者輕聲嘀咕：「這樣空的場地就這麼拍嗎？」
14點30分，主持人走上臺宣布「本次拍賣活動取消」，隨即離開。
現場面面相覷。
尹春龍無奈地應對各方媒體的質問。
獎牌，甚至沒有出現在拍賣會上。「沒有人來買啊……現實是殘酷的。」
「你從哪裡知道的外國人要來買？」記者問。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尹春龍是一個愛國人士。」他自說自話地稱自己是當代的岳飛，隨即就當眾脫下外套，把後背面對媒體，上面文著——精忠報國。
他的思維很難讓人理解——
拍賣獎牌到底是為了什麼？他說是為了愛國。
「尹春龍，你如果回到當年汶川地震那會兒就好了……」一位從2008年就追蹤報導他的四川電視臺記者撂下話轉身便離開。
回到汶川？
四年前，5月13日的下午，他往震中映秀跑。沒有車，他一天跑了50公里，鞋子前面磨得幾個指頭都露在外面。
為了把電廠職工馬元江救出，他硬是把通道上橫在他和馬元江之間的一具腐屍搬開。腐屍的皮膚一摸就化成水，尹春龍的指甲被染成黑色……
現在，他坐飛機，一遇氣流，總膽戰心驚。2008年7月，他去北京接受「中國十大青年志願者」表彰，第一次坐飛機。起飛後不久，飛機遇到氣流，他下意識地想要逃離，並對著機艙內大聲說：「飛機要爆了！」引來周圍人的不解和白眼。空姐趕緊來勸：「沒事的，這是飛機遇到氣流的正常顛簸。」
他說，當時腦子裡呈現的是那些屍體。當年，他參與地震中失事直升飛機的搜尋。他背著機長的屍體走出峽谷。「我背過那些人的屍體……飛機真沒那麼安全……」
尹春龍很少有恐懼的概念。家裡祖輩去世，倒是他敢去給遺體洗臉、穿衣。「我一點都不怕。」
尹春龍能吃苦，這點周圍人都認同。
在大棚裡，他一蹲就是十幾個小時——採香菇要搶時間，過幾個小時再採就不行了。父母都曾在採著的時候要暈過去。「太悶啦！」但他能堅持。
小學，他從頭到尾就做過一個官兒——勞動委員。
小時候，在學校裡，有條水溝，一旦被堵住，污水就排不出去。這對尹春龍是小事一樁，他衣袖一卷，就第一個用手去撿出枯枝爛葉、掏出垃圾。「我就想著這種髒和苦總是一時的，解決掉就好了。」
「要是來一場餘震，說不定我就死在汶川了。」尹春龍說，「我的獎牌是生命換來的。」
「我是英雄」
他說，如果2008年5月13日他沒有離開香菇大棚奔災區，或許現在已經娶妻生子、過小康生活了。
2008年10月，時年20歲的尹春龍走出人民大會堂的台階，戴著他那枚「全國抗震救災模範」的鑲金銀質獎章。
世界大不同了！一切都那麼寬闊！
手上，似乎還留有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握手時的餘溫。
身上的這件1900元的西裝，是他剛到北京時，一位領導囑咐下屬領著他去購置的。
儘管後來「這件西裝掛在家裡再也沒穿過」，也儘管不太看得慣「穿外國貨」，但他當時還是順從地被帶去商場，並去理髮店理了頭髮。因為對方說，英雄不應該穿件白T恤去領獎，這是「需要」。
「我感覺，我被包裝了。」尹春龍現在回想著說，「現在如果再上電視，我就穿我自己的衣服。」
出名隨後而來的捐款、資助，源源不斷。
回到家，因救出的馬元江是四川省電力公司職工，電力公司資助尹春龍9萬元種植香菇；映秀灣電站資助3萬元，西航港街辦送2萬元捐款。資陽團市委送了5000元慰問金，省電力公司預付3萬元香菇款。
「那些歌星、影星奮鬥30年也未必有我今天這樣的成就。」他曾這樣說。
尹春龍說，2009年，資陽市為表彰尹春龍的英雄事跡，撥款建了從村口直通村裡各家的水泥路。「那是我要來的！」尹春龍不無自豪地說，「市長問我需要什麼，我說要致富先修路。」
而據相關部門的人透露，這只是當地通村公路規劃中的一條，每年都會給各鄉鎮修路的指標。但村民和尹春龍的父母始終認為，是尹春龍的名氣加快了修路的進程。鄰居和親友不止一次說過，「尹春龍給村裡帶來光榮，我們都托了春龍的福。」
曾經，他一直想走出這個村。
之前父親經常在外打工，說起「外面的世界」，「樓房很高、火車很長」，讓他很是羨慕，都想去見見。
初一讀了四個星期，由於學費沒交，也不怎麼聽得懂，尹春龍乾脆輟學回家幫父母干農活了。
他就從資陽市去了成都的郊縣雙流，給一個香菇基地的老闆打小工。每月工資240元。在他看來已是不錯的收入。經過四年的磨礪，他已能隻身帶著十幾位工人做種香菇的「包工頭」，人家叫他「小師傅」。每年春節過後，同村的勞動力就巴望著他，「今年帶我們去哪幹活？」
尹春龍始終有顆躁動的「想創業」的心。2005年，一家人決定自己租地來干，他對父親說，「幫別人干永遠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他那時已經可以每年賺四五萬元。
他喜歡嘗試。看到種香菇的書裡面提到可以給香菇加雞蛋和麵粉，他立刻就加雞蛋來實驗——別的種植戶都捨不得。
別人種香菇要去買原材料，而他們家已經可以自製原材料了。地震前，他已經建了4個香菇大棚，固定資產也有11萬元。
他說，如果2008年5月13日他沒有離開香菇大棚奔災區，或許現在已經娶妻生子、過小康生活了。
「我撐住了」
「樹立英雄」的過程，讓尹春龍收穫了更多的 「資源」——雖然現在他又認為，「那些人只是想利用我的名氣賺錢」。
有些政策，在現在的他看來，其實是應該拒絕的。
但在那時，他幾乎全盤接受。
2009年初，尹春龍在雙流白家的香菇大棚被水淹了，損失了6萬餘元。當時那一片地規劃要拆遷，尹春龍便誇海口地提出要10畝以上的地。
對口扶持尹春龍的雙流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幫忙聯繫了雙流縣昆山農業園。他們打算幫助尹春龍把生意做大，並把香菇基地打造成雙流縣青少年教育和實踐基地。
通過接洽，父子倆和當地的村民主任、幾位村民去看地。發現租給他們的地好大一塊，38畝！父子倆都暗暗吃驚。「我撐住了！」尹春龍說。
地靠河邊，比較低窪，而另一塊地比較好，可是已經租給別人做蔬菜基地了。父親尹一軍提出香菇怕水，得到答覆「河水從沒有漲過」。
隨後幾天，父子倆在暗黃的燈光下糾結了好幾個晚上，最後一天竟討論到4點。
去吧，擔心管不過來。以前一家人忙活4畝地，人手都還不寬裕。現在地這麼大，租金也多，一年要收入20萬元，不然就得賠！
不去吧，又覺得可惜，政府幫的忙，還給了優惠，沒試怎麼知道不行呢？
「去，還是不去？」尹一軍眉頭緊鎖，最後一次糾結。
「去吧！」尹春龍下決定。他性格裡面愛冒險的成分又佔了上風。
在尹春龍的腦子裡，很少有風險和後果的概念。小學時一興奮，就能從兩米多高的樓梯上直接奔下去……腳上那條縫了6針的疤，就是因為愛冒險，學武俠人物，飛奔著去跨山溝，但因為捨不得媽媽給買的新鞋子，撒野之前不忘脫下，結果赤腳踩到一根刺，劃了個大口子。
錢不夠，就去借。「我就愛用明天的錢，要還了，就繼續掙啊！」他現在仍然這樣認為。
搬進雙流昆山農業園後，尹春龍去找共青團資陽市委，獲得4萬元的低息貸款，後來共在資陽貸了15萬元。當年5月12日，西航港街辦為尹春龍募捐了3萬元。
但管理遠不是缺少資金這樣簡單。
尹春龍責怪當地不該讓他整天去宣講。從他的事跡被傳播開後，雙流縣關工委便發起了「向身邊的英雄學習」的活動，常常要他出去做宣講。尹春龍現在說起宣講是一肚子的委屈：「連管理香菇的時間都沒有了。」
但關工委不認為是宣講佔用了尹春龍的精力，而是他把更多時間放在「跑項目」上。
「樹立英雄」的過程，讓尹春龍收穫了更多的「資源」——雖然現在他又認為，「那些人只是想利用我的名氣賺錢」。
雙流縣關工委副主任余存學直言不諱地說：「已經和他兩年沒聯繫了！這孩子，不聽話。我們當時那麼想幫他……」
自然災害是不可迴避的客觀原因。尹春龍的香菇基地曾遭受幾次較大的災害。
2011年某天的早晨，尹一軍和尹春龍正在大棚裡幹活。8點多，天漸漸黑了，尹一軍心想「不好！可能要下大雨」，便張羅一家人放下活兒，趕緊加固大棚。20分鐘後，好大的風吹來，把香菇大棚以及一家人住的棚戶房頂全吹翻了！
又急急忙忙開始收香菇。結果5分鐘後，大雨就嘩嘩地下了……
香菇只要一淹，20分鐘就沒了。
一家人站在雨裡哭。
第二天，鄉政府派了一些農民來幫忙修復，可是於事無補，香菇早都沒了……
但尹春龍很少和別人說起這些細節，即使說，也常被人打斷，他們斷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尹春龍根本不懂管理。
「那時5個月沒進大棚……」尹春龍承認當年自己常在外跑，但那時因為遭受災害，便生產不下去，債仍然要還，便四處再借錢。
甚至不惜接一些和香菇不相干的活。他曾一度回資陽老家做送水工。尹一軍很心疼兒子，確實媒體說得沒錯，兒子三心二意，但也是為了生計，當時香菇基地賺不了錢，一家人卻要生活。那次做送水工，尹春龍還賺了點錢。但隨著領導的卸任，他的「資源」也沒有了，送水也就不再做了。
有人形容他就像一個創業的「賭徒」，不計後果地投入，總想著下一回能扳回來，但事實是，他不懂管理。
截至目前，尹春龍已借了銀行30萬元，還有兩個企業70萬元。
尹一軍暗自神傷：「其實2006、2007年都很好，2008年虧了一點，6萬多元，但能承受，後來把錢全部投到昆山農業園，現在就全部虧了。」
關於愛國
他說：「我連你文章的標題都幫你想好了，叫《最後一個愛國青年——尹春龍》。」
尹春龍想做英雄，為國捐軀的那種。
他說拍賣獎牌，能夠表達他的愛國之心，因為獎牌屬於國家；他想用這種方式喚起企業家的良知，希望企業家拿出更多的錢來資助大山裡的孩子，企業的錢應該回到社會。
這之中，有一些邏輯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他又說：「你知道我的夢想嗎？就是拿著大喇叭，在天安門宣揚愛國主義！」
這樣，似乎又好理解一些了。
他尤其記得小學一年級第一次站在操場上唱國歌的場景——那時還不識字，但歌詞能聽得懂，汗毛感覺都豎起來了，「振奮啊！我感受到那些人為國捐軀的悲壯，他們換來了國家的和平……當時唱著感覺都快哭了！」
這種熱血，和他在汶川救人時，應是同樣的。
尹春龍每每一腔熱情說愛國時，常讓聽者有時光錯亂的感覺。不少接觸他的人說彷彿回到了抗日戰爭的時代。
尹春龍說，成為英雄之後，他滿腦子都是，「我是英雄，不能像以前那樣滿口亂說……我要有愛國主義的精神。」雖然後來意識到自己沒有必要那樣，但，「已經回不去了」。
他說：「我連你文章的標題都幫你想好了，叫《最後一個愛國青年——尹春龍》。」
我笑，說：「這也太偏激了吧，怎麼就人家都不愛國，就你愛國呢？」
他說：「沒有，根本沒有。我覺得現在人麻木！迂腐！現在的人只顧自己享受……愛國就要買國貨。」
「那你不覺得在市場經濟下，很難這樣去要求嗎？而且愛國有很多種方式啊！」
他很堅定地搖頭：「你看韓國，難道他們的車就比美國的好嗎？可是人家就買自己的品牌！現在社會應該有我和陳光標這樣的精神，陳光標是慈善的精神，我是犧牲的精神……人們太健忘了！不知道今天的和平是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
接觸過他的職業規劃師洪向陽說：「他的很多話可能是經過很多次宣講或接受採訪而‘練’出來的，但細細去聽，似乎又是真心的。他的那種愛國心確實是被目前很多人所忽視的。」
最近尹春龍對於愛國的熱情，是從釣魚島爭端開始的——「如果中日爆發戰爭，我肯定第一個衝上去。」
他一直很愛看報紙上的軍事新聞，也一直很想當兵，但是身高1米6，達不到參軍的標準。只好進入民兵，他曾在資陽市預備役工兵團接受過封閉集訓，「是為救災搶險作準備」。
「回不去了」
沒有任何一種成長可以回頭。大家都在評判他所做的對與錯，卻少有人關注他的感受。
4天前，我見到尹春龍時，他漲紅了臉，剛錄完一檔討論他拍賣獎牌的節目。
「他們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沒說完就被打斷！」他見人就憤憤地說，但沒人接他的話。
只有他的父親尹一軍默默地跟著他。
為了錄製節目，他幾次從打工的懷柔香菇基地進市區，坐車需要3小時。
「本來和他們說要給我誤工費的。人大代表開兩會還要發補貼呢！耽誤了我打工的錢，難道不該給嗎？」
但其實，對方從來沒有承諾過，只是他想當然地認為。甚至因為他急於要表達和解釋自己的情況，而被對方責備「不配合」。
「那為什麼要去呢？」我問。
「我那是為了鍛練！和媒體週旋，也是一種鍛練啊！」尹春龍解釋。
「週旋？你覺得是週旋？」我笑。
他一吐舌頭，帶著孩子氣的壞笑說：「好啦，怪我用詞不當，I’m sorry!」
他很偏激，「喜歡一棒子打死」；不那麼會遣詞造句，也很詞窮，說到反感的人群就是「迂腐」；他承認自己文化程度低，又愛炫耀，故常常被人抓住把柄。曾做過中廣網教育頻道的廣告代理，主管囑咐他接受採訪一定要匯報，可他偏偏得意地告訴記者們，他也要寫稿子了，還帶實習生，結果又惹出一段風波……
他也糾結：「如果有一天，我失蹤了，我就找到了我真實的身份。」
很多人問，尹春龍，你不如再好好回頭種你的4畝香菇不行嗎？
其實問的人也知道這不可能。沒有任何一種成長可以回頭。
大家都在評判他所做的對與錯，卻少有人關注他的感受。爸爸能理解兒子，兒子也說「和爸爸一條心」。但由於各種活動和忙碌，近一年來，兩人卻只見了兩次。電話打得也不多。
事件有其複雜性。或許「樹立英雄」的過程、尹春龍本身蠢蠢欲動的心、不可預估的自然災害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因素，都是事件發展不可推卸的推手。
我突然理解了他關於「週旋」的含義。他不過是在學習，用他特有的方式，一種應對這個社會的方式，所以，社會是什麼樣，反射出來的就是什麼樣。
我只能說，我們也是其中一分子。
[記者手記]
接觸過尹春龍後，我才發現，他實際上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是「汶川抗震英雄」，一位自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的公眾人物——「做了好事，當然要留名，我不僅要留名，我還要喚醒沉睡的中國企業……」
而另一方面，他內心裏一直有個聲音——「回去吧，繼續種你的四畝香菇地，隱姓埋名地過你該過的日子。」
所以，他的話常常是衝突的。有時他得意於自己「刷臉卡」就可以直接進出於當地領導的辦公室；但有時也直言，「我想過我該過的生活」。
他的這種前後不一，常讓我迷惑，但實際又可以理解，「我20歲那年經歷了你們在20歲時都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價值觀的衝突，還有成長的衝突。他說，「我已經無法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