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層面，當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貨幣的超發掩蓋了市場的真實反映，導致經濟的一些重點市場存在巨大的泡沫，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大型國有企業和一些有一定政府關係的地方企業、私人企業，前幾年紛紛介入房地產市場，導致地價和房價的快速增長，而這種增長的邏輯很大程度上來自貨幣要素，而不僅僅是真正的消費需求。與此同步，中國的加工製造業肯定受到了來自貨幣要素的逼迫，流動性不足嚴重影響了一線的生產和出口，因此維持多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抑制。但是國內並不自由的消費性市場，卻沒有爆發出內需型增長的態勢，這使得整個宏觀經濟出現了最近10年無明顯增長熱點的狀態。也就是說，整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處在一個疲憊和觀望的等待時期。
從經濟史的層面解釋這樣的市場現象，當然要指向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這次金融危機背後的一次更大範圍內的商業週期現象。正是由於全球性的貨幣因素，各國政府超發的貨幣，拖後了市場的自動出清，一個本來可以理性出清的市場週期，被政府的力量嚴重拖後，導致全球經濟的本次週期性波動時間過長，經濟的衰退在政府貨幣刺激的政策之中，只是出現了非常短暫的局部性復甦，然後又迅速沉到了衰退週期之中。
這就是此時此刻中國經濟面臨的大背景。恰好中國遇到了新一輪領導人換屆，新的政策走向並不明顯，不過有一些已經出臺的政策因素，能夠幫助我們粗略地分析大勢。或許政府已經意識到了貨幣超發的災難性後果，新的領導人並沒有沿襲前任領導人的貨幣政策思路，比如李克強反覆強調的是城鎮化。在經濟學的理論維度上，這顯然是威廉配第的城市化理論的運用，即藉助城市化激活工業化，藉助城市化解決整個市場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因此尋找到城市化經濟的邊際效益遞增。比如習近平反覆強調的改革要素，也意味著政府層面已經意識到了必須要建立一套新的，更加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遊戲規則，否則整個經濟的運行會出現巨大的不均衡。
由此，一些最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問題再一次擺到了中國人的桌子上。
比如關於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政府干預模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高鴻業重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商務印書館，1999），就值得真正關心中國經濟的人們再次思考。需要強調的是，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模型，是建立在完全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學術模型，更是建立在美國這樣具有自由競爭經濟一般性特徵的經驗之上的模型。即凱恩斯首先假定了關於經濟或者非經濟因素波動的市場信息，是一種完全透明意義上的自由信息，各種市場競爭的要素在這個完全透明信息的市場語境裡，具有同樣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在這樣的意義上，凱恩斯通過一種數學的分析，得出了市場的波動主要來自於需求方面的影響，即在一個商業週期的中後期，市場的價格在短期內的變化顯得極為緩慢，整個市場的供需關係跌倒最低谷。正是這種低谷的來自需求方面的波動性價格，破壞了市場的一般均衡。面對這種局面，凱恩斯的解決方法，顯然是要在一個完全競爭經濟的語境下避免或者減輕經濟週期給整個市場帶來的損失。他信心十足地認為，政府，而且是一個自由制度的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使用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整個市場的總需求進行刺激或者控制，從而抵消宏觀經濟需求層面的種種干擾。
如果真正理解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模型的學術參照系，理解了他對自由競爭經濟的一般均衡秩序的肯定，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得出一個中國式的結論，即凱恩斯的學術模型完全不適合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研究與實踐。因為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凱恩斯所強調的一般均衡理論的市場語境，也沒有美國市場經濟的自由經驗。失去了這樣極為重要的學術前提，簡單粗暴地借用凱恩斯的學術模型，只能將競爭不足的中國經濟帶入深淵。
事實上，即使是絕對尊重一般均衡理論的凱恩斯，在純粹經濟學學術的演進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和改進的地方。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的貨幣史研究，就是從批評凱恩斯的政府貨幣刺激與財政刺激開始的（《美國貨幣史》米爾頓•弗裡德曼 .譯者: 巴曙松、王勁松等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1）。弗裡德曼（M.friedman）的分析框架是，凱恩斯對信息完全充分的假定，是錯誤的，市場的信息不可能出現完全充分的狀態，而且，當市場信息出現之後，市場的波動會出現一種叫做「時間滯後」的效應，正是這種滯後的市場信息的時間效應，給市場的自動出清提供了時間和機會，並存在著一種市場的自身能夠緩慢趨於平衡的經濟態勢。如果這個時候政府急躁的介入市場，用凱恩斯倡導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市場，反而會讓市場的供需關係變得更加震盪。因此，弗裡德曼堅定地得出結論，應該有一種關於市場的中期考量，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政策，只對貨幣的供應進行控制，並始終保持不變的貨幣增長率。
如果用弗裡德曼的理論模型來分析中國最近幾年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走向，會有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覺。主要是這幾年的貨幣政策幾乎完全不尊重市場波動的「時間滯後」效應，完全沒有給與市場自動出清的任何時間和機會，急促地推出一系列貨幣刺激政策。更加有趣的是，政府採取的貨幣政策，幾乎是對弗裡德曼學術模型的反向而動，不僅不是弗裡德曼所倡導的控制貨幣，保持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反而是大規模超發，讓中國的m2也就是廣義貨幣供應量，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整個中國的市場都生存在一個巨大的貨幣泡沫裡。
不過，弗裡德曼並沒有在這個領域窮盡真理，我們有必要繼續深入探討他提出的「時間滯後」效應問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在這個問題上發展了弗裡德曼的理論，這就是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盧卡斯（R.lucas）和他的學術夥伴薩金特（T.sargent）的學術貢獻。（《經濟週期理論研究》 羅伯特•盧卡斯 商務印書館 2012-09）他們認為，弗裡德曼提出的「時間滯後效應」的確是存在的，不過卻只是市場波動過程中的一個「瞬間的現象」，而弗裡德曼顯然放大了這個時間概念，遮蔽了市場波動過程的其他重要的要素。因此，兩人的研究認為，要加入微觀經濟的重要元素來進行分析，比如在貨幣導向的宏觀經濟秩序裡，加入企業、家庭或者個體消費者。這樣，市場的波動局面是，經濟活動中的基本單位或者是微觀要素所需要的經濟信息，一直是不充分的，而每個微觀經濟的要素，尤其是每個理性的經濟人，都會理所當然地通過一種「理性的預期」來決定自己的市場行為方式。站在這樣的真實市場的基礎上，盧卡斯和薩金特的理論認為，凱恩斯理論沒有將公眾對政府政策以及其他的各種經濟信息的主觀偏好納入到他的數學分析模型中，因此使得任何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都存在不確定性，即政府不可能通過具體的數學計算手段，來量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這使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具有巨大的破壞性。由此，盧卡斯和薩金特盡力主張，政府應該盡量不要干預經濟，即使在不得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市場的時候，必須要守住政府政策的連續性，不可倉促上陣，拋棄前期穩健的財政政策，盲目對市場進行刺激。
盧卡斯和薩金特的學術價值在於，他們在宏觀經濟研究的學術框架中，考量了微觀經濟的要素，尤其是考量了公眾理性預期和個人主觀偏好的要素。這可以說是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的飛躍，即任何經濟市場的研究，都是一種對人的行為的研究，而人的行為的核心意義在於人的主觀主義。反觀中國經濟最近幾年的的政策波動，他們完全停留在靜態的供需均衡意義的層面，就基本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在工作，不僅凱恩斯關於「信息的充分」和弗裡德曼的「信息的不充分」沒有進入中國經濟決策者的視野，弗裡德曼重要的「時間滯後效應」也沒有被借鑒與使用，至於盧卡斯和薩金特對人的行為的主觀主義傾向的尊重，則完全沒有考慮，整個國家經濟的政策都只是在一個總量上進行謀劃，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和國家計畫的經濟特徵。
關於貨幣要素與商業週期的隱秘關係，相應的經濟學理論並沒有到此為止。如果說凱恩斯、弗裡德曼、盧卡斯和薩金特都是從需求的角度來分析商業週期，提出解決方法，事實上還有另外兩個重要的經濟學家基德蘭德（F.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沿著供給的角度建構了分析模型。目前，兩位經濟學家的著作，並無系統翻譯到中國，倒是普雷斯科特與人合著的一本《通向富有的屏障》（普雷斯科特 著，蘇軍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3），在國內有正式出版。
作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學者，他們提出了真實週期理論的模型，認為宏觀經濟的週期波動，不是需求造成的，而是供給造成的。顯然，這是對薩伊經濟學理論的延伸，隨著供給的波動，價格和工資在短期之內發生快速變化。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顯然把問題的重點帶到了生產領域，經濟週期或者市場的波動，是經濟對生產技術和勞動生產率變動的一系列有效的反應。比如與經濟發展正相關的技術波動，能夠引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業和投資，以及產出相應地提升，導致整個宏觀經濟的總供給曲線上移，因而經濟的總量上漲。反之，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的技術波動，必然引起勞動生產率的衰減，就業和投資的減少，因而總供給曲線下行，經濟總量減少。因此，市場表現出來的商業週期，並不是整個供需關係對市場均衡體系的偏離，而是一般均衡體系本身的小范圍波動。也就是說，表面看上去具有很大震盪效應的商業週期現象，事實上一直在市場的均衡範圍之內波動，這意味著市場的波動一直具有帕累托效率，所謂的市場失靈問題，是人們對市場波動的一種局部性和短期性總結，而政府之所以主動干預市場，僅僅是盯住了這種短期的局部性波動，屬於更加短視的行為。由此，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堅定地說出了一個事實，面對商業週期波動，政府的任何意義層面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赤字政策，都是無效的。也就是說,在商業週期面前，任何性質的政府，都是愚蠢的。
應該說，沿著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學術模型，分析中國最近一些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可能最切合實際。常態下，政客都是短視的，而大政府體制下，尤其是從計畫經濟體制下轉型而來，尚未完全實現真正市場經濟制度的大政府，其經濟決策可能更加短視。有人曾經嘲笑中國的某一些宏觀經濟政策，幾乎是以幾個月的時間長度來決策的，而在商業週期的理論看來，尤其是從商業週期的發展歷史來看，經濟波動和商業週期的一般時間長度，應該是在5年到10年之間。這的確是對任何政客的一種巨大的試探，即使是美國的政府官員如歐巴馬，他也會試圖在自己的任期之內，徹底走出商業週期經濟波動的陰影，實現經濟的普遍復甦，因而他的政府推出的所有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可能都是圍繞政府的貨幣超發政策。至於中國政府高層經濟官員的視野，應該要比歐巴馬這種民選的官僚短視很多，也肆無忌憚很多。所以，有專家說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語境下，如果美國走出金融危機的陷阱，實現經濟復甦需要5年的話，那麼中國這樣的專制大政府計畫經濟國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走出低谷。
當我們進行這樣的學術分析，恐怕會得出幾個令人失望的結論。第一，至少在經濟學理論的層面，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至今尚未走上市場自由演進的軌道。或者這樣說，人類關於古典經濟學或者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發現，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秩序裡，尚未發揮其一般性的作用，如同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經濟政策依然還在摸著石頭過河。第二，此時此刻的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個經濟週期的中後部，中國經濟遠遠沒有擺脫自2008年開始的經濟波動，很多真正市場化的問題被政府的大規模的貨幣政策掩蓋，這意味著，未來幾年，新的領導人要想在宏觀經濟的層面迅速形成增長的格局，惟一的辦法，只能是繼續超發貨幣，讓猛烈的M2像嗎啡一樣，刺激中國經濟加速朝前走。第三，必要的思考是，是不是所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適合中國的經濟特色，是不是需要建構僅僅適合中國經濟特色的新經濟學理論，以解釋今天中國經濟的現狀？應該說，的確有學者在這麼做，比如大名鼎鼎的林毅夫先生和他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但這真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捷徑嗎？
一個有著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的經濟學家，應該理直氣壯地指出，中國經濟並無可能獨立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中國的經濟環境從來都不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例，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已經被實證主義論證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原則，而是剛剛上路的中國經濟秩序。或者我們乾脆指出，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真理，而是中國不能以特色之名曲解真理，抵制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