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文學史上，《古詩十九首》（以下簡稱為「《十九首》」）乃是流照藝林、光景常新的經典作品，明人王世懋（1536-1588）譽之為「五言之詩經」（《藝圃擷余》），可謂中肯之評。但是，關於這組詩產生的時代和作者問題，卻一直眾說紛紜，困擾著古往今來的諸多選家和詩人。南朝梁蕭統（501-531）編纂《文選》，在「雜詩」類首列《古詩十九首》（今本卷二十九），這組詩即由此而得名。在《十九首》的詩題下，唐人李善（630？-689）註：「並雲組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南朝陳徐陵（507-583）編纂《玉臺新詠》，卷一開篇的作品就是《古詩》八首，均未題作者姓名，但其中的《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和《客從遠方來》，分別屬於《十九首》的第十六、第八、第十七和第十八首，而同書同卷收錄的枚乘《雜詩》，其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採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和《明月何皎皎》等八首詩，分別屬於《十九首》的第五、第十二、第一、第六、第二、第九、第十和第十九首。枚乘（？-前140）是西漢作家，代表作是著名的大賦《七發》。班固（32-92）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漢書·藝文志序》）賦家當然也就是詩人。南朝梁劉勰（465？-520）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指出：「《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採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他也提到了古詩出於枚乘之手的傳統說法，而古詩《冉冉孤生竹》則出於東漢作家傅毅（？-90？）之手，同時，劉勰非常肯定地說古詩乃是「兩漢之作」。鍾嶸（468？-518）《詩品序》也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他的意見與劉勰頗有一致之處。鍾嶸稱「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詩品》捲上「古詩」）
這裡涉及三個問題：
（一）西晉陸機（261-303）所作《擬古詩》原有十二四首，未題原詩作者姓名，現存《擬行行重行行》、《擬今日良宴會》、《擬迢迢牽牛星》、《擬涉江採芙蓉》、《擬青青河畔草》、《擬明月何皎皎》、《擬蘭若生朝陽》、《擬青青陵上柏》、《擬東城一何高》、《擬西北有高樓》、《擬庭中有奇樹》和《擬明月皎夜光》等十二首，見於今本《文選》卷三十，其中《擬蘭若生朝陽》與《十九首》無關；
（二）鍾嶸見到的古詩篇目，除了陸機模擬的十四首外，還有另外四十五首，其中「去者日以疏」、「客從遠方來」分別屬於《十九首》的第十四和第十八首，「橘柚垂華實」與《十九首》無關；
（三）「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表明在鍾嶸之前有一種存疑的說法，即認為「去者日以疏」、「客從遠方來」等古詩出自曹植（192-232）和王粲（177-217）的手筆（《詩品序》所謂「昔曹、劉殆文章之聖」也指此二人）。在這裡鍾嶸並沒有提到枚乘。南朝宋劉鑠（431-453）作《擬古》二首，即《擬行行重行行》和《擬明月何皎皎》（《文選》卷三十一），也未題寫原詩作者姓名。又如《世說新語·文學》載：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王恭（？-398，字孝伯）是東晉人，他吟詠的這兩句詩出自《十九首》第十一首「回車駕言邁」。這些情況表明，古詩一直是以無作者姓名的狀態流傳的，至於作者究竟是何人，無論是枚乘、傅毅，還是曹植、王粲，人們都只是猜測而已，並沒有可靠的文獻依據。在1920年以後，隨著關於五言詩起源問題討論熱潮的出現，《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問題，又被重新提起，其爭論首先在鈴木虎雄（1878-1963）和朱偰（1907-1968）之間展開，隨後是徐中舒（1898-1991）和古直（1885-1959），爭論的焦點在於《十九首》是否成於漢末建安時代（196-219）。古直在其《漢詩研究》卷四《古詩十九首辯證余錄》中指出：
日人鈴木云：「史傳凡關於五言詩無記載。」以此斷定五言詩成立於後漢章和之際。此至淺陋之見也。國中學者如朱偰等辟之是矣。而徐中舒猶齗齗持鈴木《古詩十九首》出於東漢之說，且進一步斷定五言成立尚在建安時代，其說曰：「章和詩雖已有五言詩，但那不過文學家偶爾作一兩首詩，在文學史上並無多大意義，我們也不能承認五言詩的成立便在那時。我以為五言詩的成立，要在「建安七子」與「魏三祖」。他們做了五言詩運動的中心。五言詩有了他們，才能興盛，所以《續晉陽秋》說‘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旁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這個論斷，非常愜當。《詩品》也說「‘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可見古詩有一大部分都是建安時代的產物。（上海啟智書局1933年版，第29-30頁）
鈴木虎雄的觀點見於他在1920年發表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後來收入《中國詩論史》，作為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該書在1925年由日本京都宏文堂書房刊行，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27年，魯迅（1881-1936）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就是鈴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一文中的傑出論斷，魯迅只不過是引用了鈴木的說法而已。而鈴木之所以「斷定五言詩成立於後漢章和之際」，與他的這一論斷也有密切關係。徐中舒對此說略加調整，將「五言詩的成立」落實「在建安時代」（《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東方雜誌》24卷18期）。針對這種觀點，朱偰先後撰寫了《五言詩起源問題》（《東方雜誌》23卷20期）和《再論五言詩的起源》（《天津益世報學術週刊》，1929年4月15日-22日）兩篇論文。梁啟超（1873-1929）認為《古詩十九首》「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120至170約50年間」，而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認定其為「東漢安、順、桓、靈間作品」（《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31頁）梁氏對《十九首》的斷代，距建安時代僅僅30年左右。但我們讀曹丕（187-226）《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文選》卷二十九）以及曹植《雜詩》：「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曒曒鳴索群。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同上）以及同時代的諸多五言詩，都可以發現這些作品都明顯帶有《十九首》的痕跡（如「西北有高樓」）。這足以說明，《十九首》出現的時間要遠遠早於東漢後期，因為我們很難想像，出現時間如此短暫的作品會如此迅速地升格為經典，而其作者竟然是無名氏！但無論如何，《十九首》出自漢人的手筆，這一點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如果要論證其產生的具體時代和作者，憑藉現有的文獻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更多地寄希望於地下文獻以及文物的出土。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妨對《十九首》產生的背景加以推測：（一）這組詩不是一人、一時、一地之作；（二）這組詩有西漢人的作品，也有東漢人的作品；（三）這組詩不是群體創作，而出自具有高度文化修養和深厚文學功底的個體文人之手，這些文人屬於貴族，而非平民；（四）這組詩以「無名氏所作」的狀態流傳，應當是作者為保護自己而有意製造的結果，因為詩中既抒發了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又涉及了具體的人事關係，更有對愛情的熾烈歌詠，這一切在「獨尊儒術」、法網嚴酷的漢代社會是不宜公開張揚的；（五）這組詩很可能屬於琴曲歌詞，因為在音樂藝術中，歌詞的作者最容易被忽略，同時，作者也最容易隱藏其作為歌詞作者的事實。
從建安時代開始，《十九首》就已經成為我國的文學經典。上引《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云云，在這段話之後，劉勰還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晢之能；此其所同也。」其用意正在於彰明《十九首》在五言詩史上的先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建安時代乃至曹魏前期的五言詩正是《十九首》的深度轉化。《十九首》的經典地位是由其特殊的藝術成就和美學價值所決定的。在人類文學的寶庫中，經典性的作品永遠傳達著人類深切的精神感動，永遠揭示著人類心靈深處的痛苦，偉大的作家也總是能夠深入到社會歷史以及人類靈魂世界的深處去發掘去書寫。鍾嶸《詩品序》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人類之所以需要文學，正是因為真正的文學作品忠實於一切被謊言被社會被權力所壓抑所分解所摧殘的鮮活的個體生命，關注人們的情感、願望和生活處境，關注人類整體的前途命運。《十九首》正是這樣的文學經典。詩人向我們呈現的是黑暗中的光明，是枷鎖下的自由，是痛苦中的甜蜜，是冷酷中的熱烈，是孤寂中的吶喊，所以鍾嶸《詩品序》稱《十九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詩人那高度純熟的語言藝術以及那流溢在詩中的令人震撼的人性光輝造就了其在人類詩史上的永恆價值。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古詩十九首》出現的時代就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