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30年代的共產黨員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就把宋慶齡發展成為共產黨員。此後的幾年裡，她不僅為共產國際服務，也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其中包括做情報工作。根據已解密的檔案推斷，宋慶齡加入共產黨的日期應該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間。
據廖承志在1981年回憶，1933年5月的一天，宋慶齡來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們二人在場時，宋慶齡明確告訴廖承志說：「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廖承志驚奇地望著她：「最高方面？」宋只說了兩個字：「國際。」隨後又補充道：「共產國際。」廖承志聽後十分吃驚。
宋慶齡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
廖承志回答說：「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
宋說：「好，只有十分鐘。」
她打開手裡的皮包，摸出一根香菸，自己點上了火，走出了房間。廖承志飛快地寫出了名單。十分鐘後，宋慶齡回來，她打開皮包，取出一根紙煙，把上半截煙絲挑了出來，將廖承志寫好的那張紙條捲成卷塞了進去，放回皮包，然後匆匆離開。
廖承志回憶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個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不難看出，宋慶齡這時已是能夠代表共產國際「最高方面」來接頭索取情報的人了。由此可以說，在1933年5月以前，宋慶齡已成為為共產國際工作的共產黨員。
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史實：1934年6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匯報備忘錄裡說：「關於孫宋慶齡（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慶齡確實是加入了共產黨，加入時間應從1931年7月從德國回國參加母親的葬禮，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談話之前這段時間。
宋慶齡是怎樣加入共產黨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叛變。顧順章是周恩來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專門負責處決內部叛徒和間諜的所謂「打狗隊」隊長。他的叛變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黨損失巨大，差點造成了中共地下黨的「滅頂之災」。
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打入中統的共產黨員，他在第一時間獲取了顧順章叛變的情報，並及時通知地下組織機關轉移。周恩來、錢壯飛、陳賡等領導同志全部撤離白區，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來。
不過，在上海還有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秘密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是指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就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共產國際還為中國共產黨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黨提供25,000美元經費。紅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也是共產國際派去的。
顧順章叛變後，供出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波蘭籍的牛蘭夫婦。隨後，牛蘭夫婦在上海租界被捕。牛蘭是蘇聯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宮」的指揮員，是1930年後共產國際在上海管理遠東幾國情報、秘密電臺、經費的領導人。他的被捕震動了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最高層。牛蘭手中掌握著各國共產黨的機密情報，更要命的是，牛蘭還有大量的絕密文件，不知存放何處。如果他叛變，那麼共產國際在各國的地下黨也將有「滅頂之災」。所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最高領導指示「不計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並派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的特工、號稱「紅色諜王」的德國人佐爾格親自參與營救行動。
佐爾格用3萬美元的重金收買國民黨官員後，僅從牛蘭那裡拿到了一張用俄文寫的報平安的字條。在30年代初期，3萬美元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看來諜王佐爾格只有這麼大的本事了。共產國際的最高層又想到用扣押在蘇聯的蔣介石愛子蔣經國交換牛蘭。命令下達給了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此時，國民黨統治區正在實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都去了江西，幫不上共產國際。
那麼，誰有條件去找蔣介石呢？宋慶齡無疑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在牛蘭被捕的兩個月後，宋慶齡恰巧經蘇聯回國安葬母親。那時的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是國母，她出身名門，是典雅文靜、嬌小玲瓏的貴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長，妹夫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但在宋慶齡的內心，她痛恨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並對共產黨有著深厚的感情。然而，她當時「報國無門」，找不到一個組織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就在這時，共產國際政治代表找到了宋慶齡。當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轉達了交換人質的指示後，宋慶齡表示答應幫助，並試探性地表達了自己願意加入共產黨、從事秘密工作的請求。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作了匯報。在季米特洛夫的回憶錄裡有這樣的記載：宋慶齡「已近乎是共產黨員」。
值得一提的是，宋慶齡對此充滿興趣，富有經驗。她一生都有保密的習慣，比如從不寫日記，不留文字檔案。在給別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對方燒燬。和孫中山結婚後，直到中共建政，在她的名牌坤包裡，除了放有口紅、香菸盒外，還經常放有一支裝滿子彈的美制手槍。
據此推斷，正是在1931年，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在這一年年末突擊發展了宋慶齡，為共產國際從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慶齡按共產國際「用蔣經國交換牛蘭」的指示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裡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蔣介石的日記更像第二天要見報的大義滅親的聲明。
宋慶齡雖然沒能說服蔣介石去交換人質，但使牛蘭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她在上海組織成立了「營救牛蘭」的委員會，並設法安排獄中的牛蘭到南京鼓樓醫院就醫，還將他們的兒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軍攻打南京之時，牛蘭夫婦趁亂逃跑。
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獻終生
宋慶齡與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員一樣，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去戰鬥的分子。由於共產國際和宋慶齡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慶齡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慶齡曾解救出陳賡、廖承志、陳獨秀等許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馮雪峰到上海領導地下黨工作，宋慶齡請馮雪峰和潘漢年派一位中共黨員在自己身邊做秘書，負責她和中共地下黨之間的聯繫，傳遞她為中共提供的南京國民黨高層的情報。中共派來了李雲。
潘漢年是中共地下黨的著名領導人之一，他在1937年對宋慶齡有過這樣的評價：「孫夫人堅定不移地與我黨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據李雲回憶，地下黨由於電臺被破獲，無法和陝北的毛澤東及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宋慶齡幫助找來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地下黨派號稱「紅色牧師」的董健吾前往陝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黨和陝北紅軍的聯繫。1936年3月，應毛澤東的請求，宋慶齡派去了美國醫生馬海德；6月又派去美國記者斯諾。11月，毛澤東又向宋慶齡借了5萬美元。為了這5萬美元，宋慶齡的身份差點暴露。在宋慶齡1937年1月給中共駐共產國際最高領導王明的信中寫道：「親愛的同志：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慶齡共產黨員身份的人之一。
宋慶齡入黨後，共產國際為宋慶齡提供充足的經費，還派了美國人史沫特萊做她的英文秘書，後來又派奧地利人魏璐詩女士來協助工作。史沫特萊和魏璐詩都是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宋慶齡靠她倆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魏璐詩和宋慶齡保持了終生的友誼。魏在中國去世後，在宋慶齡基金會主席黃華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幫助下，魏璐詩的墓地建在了宋慶齡陵園，位於宋慶齡墓地東20米處。1937年12月23日，宋慶齡為了躲避日軍戰火，帶著秘書李雲由上海到了香港。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始，宋慶齡的工作重點由地下轉向公開，繼續支持幫助中國共產黨及「解放區」的軍民。從此，宋慶齡的共產黨員檔案鎖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厚厚的保險櫃裡，70年後才得以解密。
我父親在世時，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沒有提到你？」父親向我解釋說：「我是秘密到陝北參加紅軍的。一旦斯諾的書公開出版，就會影響我在上海的中國朋友的安全。」後來我才知道，父親說的「上海的中國朋友」就是宋慶齡。父親當時就知道宋慶齡和共產黨來往密切：她經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親的診所開會，還曾讓父親協助她買大量的醫藥器材送給蘇區，並護送中共要員出國。後來，她又把我父親送去參加紅軍，為陝北的軍民治病。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