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張仃與畢加索
中國國畫這種傳統的美術形式千百年來經久不衰。歷代國畫大師不僅留下了珍貴的墨寶，也留下了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傳奇故事。相當多的中國人可能想不到，今天被譽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代表的中國國畫，在1949年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以後，曾經一度與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成了需要「被革命」、「被改造」、甚至「被取締」的對象。中國共產黨建政後，國畫和國畫大師們的命運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那些曾滿懷革命熱誠投奔延安的紅色藝術家們，在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中又體驗過哪些「紅與黑」的糾結？美國之音邀請作家、曾經任教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張郎郎和我們一道回顧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國畫大師李苦禪發電影票
因為49年剛剛建政，從延安來到北京的藝術家，在延安就是魯迅藝術學院，就是魯藝，基本他們一撥是畫漫畫的，還有做版畫，實際上就是木刻。但是國畫完全沒有任何地位。所以49年建政的時候，只能用奄奄一息來形容當時國畫的境遇。到49年以後，就是覺得國畫有沒有存在的必要。這時候他們就提出來，真正的美術要明白它的「二為方針」：第一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第二為工農兵服務。從這個角度說最慘的就是李苦禪。李苦禪是畫花鳥的。這花鳥怎麼會為工農兵服務呢？到53年、54年的時候，李苦禪的境遇就非常慘。他和李可染都是齊白石最得意的兩個弟子。但是在中央美院不這麼認為。你畫的是花鳥，沒辦法為現在的新政權服務，就是這麼一個尷尬的境地。後來就把他調到工會。在這他也教不了畫，調到工會專門負責買電影票。當時旁邊的大華電影院和紅星電影院是他經常工作的場所，在那排隊，幫美術學院工會的活動買電影票。
李苦禪無奈之下寫信給曾經和自己有過短暫同學之誼的毛澤東。毛澤東才發話要中央美術學院不要急於取消國畫系。
「大躍進」讓國畫有了新機會
當然這個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是，到54、55年的時候，毛澤東對於「五四運動」否定一切中國傳統的（觀念）有所改變。同時他認為京劇不能消亡，因為他自己喜歡看京劇，喜歡看老劇。但是既然京劇可以存在，那國畫也得存在，這是相連的。第二呢，到那個時候，56年以後毛澤東已經跟蘇聯在意識形態上有了區別。他那個時候就強調了要重視民族化。他這個話給國畫重新發展鋪墊了。如果不跟蘇聯分道揚鑣，國畫且緩不過來呢。
「大躍進」完了之後就是59年的建政十年。建政十年出現了「十大建築」。當時正好讓我父親帶著中央工藝美院負責裡面的內部裝潢。內部裝潢得挂畫，你讓油畫系的人畫半年？不行，「十·一」以前馬上得掛上畫。怎麼辦？把國畫家全動員起來，所以才出現了《江山如此多嬌》那張大的國畫掛在人民大會堂。中央發現國畫這時候有這個用啊，它可以包裝中共，作為一種新的裝飾藝術。所以一下國畫家也都有用了。
不願再看到色彩的紅色國畫大師
張郎郎的父親張仃是中國著名的紅色藝術家。中共建政之初，張仃就職中央美術學院，並投身「包裝新中國」的工作，參與設計了開國大典的會場以及中共的國徽。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民眾給共產黨提意見。隨後，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紛紛落馬，被打成右派。
我父親當時已經住在香山，自己畫畫了，突然把他調回北京，走馬上任變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組組長了。我父親都暈了。本來他是準備當右派的。
之後，張仃擔任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第一副院長和教授，這位紅色美術大師在政治和藝術領域都暢快順利。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革」讓他的政治和藝術生涯驟然發生逆轉。
但是文革一開始，他的這些畫就被作為黑畫來展覽。當時他有幾百張畫存在一個朋友那兒，後來據說因為害怕，全部被燒掉了。等過了文化大革命，我父親黑紅的糾結變成他不能看顏色了。因為在文革中他被撅著、打著，掛著他那些彩色繽紛的畫，四面都是紅色的標語，他不能看了。所以他自己開始恢復畫畫的時候，只能畫黑白的，不能看顏色。後來才走到晚年畫的都是焦墨，就是黑白的山水。現在說他是焦墨大師啊，畫得怎麼好，但是在我看來，他應該得到的是一個五彩繽紛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