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至今，中國經歷了年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一直在探究，為什麼有的國家貧窮，有的國家富裕；為什麼有的國家經歷一段時間會從貧窮變得富裕，為什麼有的國家仍然貧窮。
答案很多，但經濟增速不同，是貧窮國家分化的根本原因。
地理位置、人口、氣候、資源稟賦、文化習俗，很多因素影響國家的財富積累，但即便要素稟賦相同，國家間仍有發展差距。保羅·羅默等宏觀經濟學家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其改變新古典技術外生的假設，強調「觀念差距」， 「由技術差距而導致的生產率的差距，作為分化的生活水準的主要原因」。該理論強調技術外溢導致資本積累出現正外部效應，因而避免了資本回報遞減。
由此分析中國的高增長，不難看到，中國人模仿能力強，「干中學」加快了技術和知識外溢，進而促進了經濟持續增長。
然而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發生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後，這不得不讓人想到制度對增長的影響。的確，在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儘管窮國有巨大潛力追趕富國，但如果這些國家缺乏足夠的政治、法律和監管體系，這些優勢並不能對增長產生積極的結果。
現實情況是，在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得到改善，而城市則在產權明晰後，民間創業熱情才得以釋放。
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表現了更為強勁的增長，這有資本積累的效應，更是中國獲取了全球化制度紅利的結果。正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並一躍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和最大順差國。
制度和由此產生的經濟政策，造就了不同國傢俱有不同的增長結果。不過，經濟學家也認為，「許多國家沒有能夠發展起良好的政府治理，已經造就了通常是災難性的經濟和政治後果」。此話並非危言聳聽，對中國也具有警示作用。中國雖增長驚人，但政府主導增長已然導致分配失衡，並誘發因尋租而產生的政治風險。即便在經濟領域，行政手段對要素定價的扭曲，也是引發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什麼樣的週期
增長的確重要，高增長更是關鍵所在。
「更快、更高、更強」是耳熟能詳的奧林匹克精神，而在民族國家的財富競賽中，這個口號適用嗎？無疑，追求更快的增長，是每個國家的夢想，中國不僅在奧運會賽場體現了這個精神，更在經濟增長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就像人類運動潛力存在極限一樣，增長同樣受到挑戰。
對GDP過度追求，雖然促使總量不斷增長，但國內消費一再得到抑制，最終無法擺脫自身經濟失衡的結果。
在談論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時，西方學者常常從債務視角入手。他們從總需求與總供給恆等式推導出，一國的儲蓄與投資差額，加上財政收入與支出差額，等於淨出口。也可以說，左邊的債務差額等於右邊的經常賬戶差額。如果債務為正，經常賬戶順差；債務為負，經常賬戶逆差。中美兩國分別為全球最大順差國和逆差國，債務視角可以清晰解釋全球失衡原因。
遺憾的是，西方學者在建立正確分析框架後，卻因對中國經濟缺乏深刻認識而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西方學者認為，因為中國存在高儲蓄，即左邊等式為正，導致右邊經常賬戶出現順差。相對應的是，美國因為逆差，所以導致債務高居不下。
這個判斷解釋力不足的原因在於沒有清楚揭示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正確的邏輯應該是，美國過度消費，導致中國擴充產能，產生對美順差；美元回流美國，降低美國借貸成本，進一步刺激消費；跨國企業利用中國廉價資金再投資中國，進一步擴大中國出口產能，產生更多對美順差。數據顯示，中國超額外匯儲備主要發生在中國加入WTO之後，證明順差與外需擴張有關。相反，影響國內總需求的消費因中國自身份配失衡，實際游離於中美貿易和貨幣雙循環過程之外。
中美兩國雙循環結構若穩定，則確保兩國進而全球經濟穩定。但問題出現在，美國不斷印刷美元，導致美元氾濫，並刺激了過度消費；美國產業資本不斷投資中國，中國利用國際貿易制度，扭曲了要素價格，過度增加供給以迎合美國需求。可見，兩國失衡的原因在於美國過度消費和中國過度供給，金融衍生品氾濫導致的次貸危機其實僅僅是導火索而已。
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分工體系，最終促使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而解決危機靠短期刺激顯然無法實現，因而全球經濟再平衡就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在再平衡中的角色就是改變經濟結構，因為外需下降在短期內無法逆轉，中國要消化過剩產能只能依靠擴大內需完成。顯然，這樣的過程是一個經濟長週期的調整，而絕非「四萬億」強心針可以解決問題。
7%的依據
長週期調整是去產能化過程，因而時間長久，且經濟增速必然下降。如果延續較高增長目標，既不現實，又容易促使政府利用刺激政策獲取短期收益，妨礙轉型。中國今年能夠實現7.5%增長目標，短期刺激導致的投資回升功不可沒，未來保持7%增速顯然不能再靠刺激政策。
10年經濟總量翻番的目標要求年均增長7%，按照指數式增長「七十法則」計算，以70除以經濟增速，即為實現總量翻番的時間。如果增長率為1%，則70年完成翻番；若增長率為7%，十年完成翻番。中國制定了十年翻番計畫， 7%就是年均增長率。由於2011年增長率為9.3%，2012年可以確保7.5%，未來八年接近7%增速，經濟總量即可完成翻一番。
目前中國城市化走了彎路，在城市土地面積擴張同時，並未實現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因而未來城市化仍有空間，戶籍及社保制度改革可以產生新的城市化紅利。同時，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建設，將提供新的投資機會，而分配制度改革若能釋放消費潛能，則可促成建立穩定的需求結構。
因而，保持中速增長的必要前提是加快改革，盡快實現經濟轉型。無論是刺激消費還是啟動民間投資，都需改善政府治理，唯有放鬆行政管制，減少政府分配比例，才可能建立私人自主決定供需的市場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實現總產出擴張。
李克強稱改革是發展最大紅利，這是一個清醒的判斷，我們期待制度變遷產生對增長的溢出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