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是美國反腐敗政治歷程中值得一提的年份。這一年，紐約州州長威廉·M·特威德因貪賄案發而被判刑。六年後，一直被自己圈子裡的人稱為老闆的特威德死於獄中。他的死是由於獄中謀殺還是個人健康原因，沒人關注，但是他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給美國政治史留下一個名詞——老闆政治，是為美國官僚時代的標誌。
特威德是有名的坦曼尼協會的「老闆」（1860-1870），並出任了紐約市的參議員及紐約州州長。坦曼尼是一個城市的名字，屬紐約州。就是在特威德案件發生且其庾死獄中之後，他賴以發家的坦曼尼協會仍然影響巨大。在1886年至1901年期間任該協會會長的理查德·克羅克聲震一方，以至於漫畫家約瑟夫·開普勒作畫一幅，畫面上的坦曼尼市治安官休·格蘭特正在為克羅克擦巨大的皮鞋，而皮鞋所踩住的東西（作用類似腳櫈）就是該市市政大樓。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跪著擦皮鞋的格蘭特後來當了坦曼尼市市長。
格蘭特跪擦皮鞋的情節可能並不真實地存在，只是畫家的諷刺。但是，想一下中國社會中官商勾結囂張的「成功者」，他們不時吹噓的「市長比咱小子還聽話」，就不難回味美國的歷史。
如果說上面涉及到的擦皮鞋漫畫只是特威德起家依據的資源雄厚之象徵，且那時的美國官場也是「前腐後繼」，那麼，有世界影響的戴維·奧斯本與特德·蓋布勒所著《改革政府》一書，在序言中提到特威德貪腐案就足以說明其影響。書中寫道：「特威德老闆和他的同時代人把這座城市當作自己的領地那樣來治理。他們分派工作職位，施加小恩小惠，提供非正規服務，以換取移民的選票。他們一手矇騙公眾，竊取大量公共財富，另一手向那些忠於他們的投票者保證給予豐厚的酬報。」
在中國，作為「紅二代」的薄熙來是中國版的特威德無疑，「王立軍是格蘭特」也算對號入座，而無論大連還是重慶都是薄熙來的私人「領地」無疑。中國沒有開普勒那樣的漫畫家敢於諷刺薄王二人，但憲法學者的理性批判更能嚴肅地說明問題。比如，童之偉教授撰文稱「我們看到，薄氏在重慶任職的那幾年，實際上實行的是薄氏個人的極權專制」，以及「薄氏在公安系統的家奴們監守自盜、職務侵佔、徇私枉法，無所不為」，凡此等等。
美國的政治體制不可能讓官僚主義成為常態，因此就有了後來的進步運動。當然，在老闆政治猖狂到進步運動大有收穫之間，不僅僅是民主制度起了作用，人民選擇的具有起義性質的激進反抗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傳統當中，由於沒有民主政治因素，任何反抗哪怕是規模很大、暴烈程度空前，也沒法換取一個進步運動的出現。不管中美傳統有著何樣的重大差別、現實制度有著如何的對抗，只要有官僚主義政治，就必然有老闆政治，特威德的個體與薄熙來的案件有著歷史性的邏輯對照關係。如果說此比有嫌牽強，那麼，不妨看一下中國的特威德形成的另外兩種因素。
在薄熙來的政治資本積累期，他的斯大林主義行為曾被吹捧為優秀治績。比方說，在遼寧省長任上不允許廳局長們在夜間十一點前關手機。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了工作，但實際上是一種「老爺政治「的內部權威發酵。這同斯大林要求政治局委常委們隨時聽命以及陪其通宵飲酒、看電影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斯大林主義受沙俄極權主義的傳統影響隨處可見，這一點無須展來論述。而薄左政治受中國極權當中的權術政治之浸染則不易被察覺，或者說，中國歷史上酷吏主義以酷遮貪的遺傳在當今社會仍然不是個案。
薄熙來個人曾大講做清官之道，此種闊談被黨媒吹捧固不在話下，而其本質無非是「今版王旭」與「今版李侍堯」。巨貪李侍堯曾以銳利揭發他人貪腐與政治陰私而著名，史稱：「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人皆悚懼。」在李侍堯之前，更早的薄熙來之歷史映像是唐代的王旭。王旭是與來俊臣齊名的高級酷吏，亦有今人標準所指的「男女作風」問題並因此被揭出「納贓數百萬」的貪腐罪行。
王旭與李侍堯的家庭背景與薄熙來相似。薄父是中共國家建立的重要功勛人物，而王旭的祖父王珪則是唐太宗時代六相之一；至於清代的李侍堯，其四世祖是清朝開國功臣李永芳，此種家族背景也是其仕途順遂的重要原因。正是李王有如當今所說的江山主義那樣的政治資本，才敢肆意踐踏法律以逞己欲。薄熙來是江山主義的最直接受益者無疑，儘管他的政治設計以失敗而告終。但是，薄熙來絕不是「江山主義——官僚政治」這一現存政治結構的最後一個「酷吏」與巨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