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經濟體積膨脹為基本標識的改革當中，封建主義經濟方面的表現除了不自覺地導致了經濟法西斯主義，而且還在財富固化形式上復現了「瘋房主義」。
瘋房主義，是我發明的一個通俗化政治術語，它旨在指明封建主義政治當中對大規模持續性建設的偏好。比如秦代的阿房宮建設，被後世評論家杜牧指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蜂房水渦，矗不知幾千萬落」，「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樑之椽，多女機上之工女」。中國改革以來的瘋房主義一方面表現在公共建築之耗費方面，如政府辦公大樓的超奢華，以至左派報紙也憤怒於此而以「民心在變」來警示公權力體系；另一方面，個人對房產擁有的規模如「房叔」案例繁多之狀，成為社會公平大面灼傷的特徵。比較瘋房主義兩方面的特徵，後者更能佐證中國改革的封建主義特徵。仍引用故事性歷史案例，可以見到作為改革成果之一的住房權益，是怎樣被「房叔」之類（本質為封建主義分子的階層）佔有了絕大部分之情狀。
在封建主義即經典訓政裡面，權勢人物的瘋房主義行為實際上是一種亞皇權享受。因此，當一些政治罪案爆發後，犯罪人的房產數量即便不是直接罪證（貪賄與霸佔）也是道德負面之把柄。在東漢中晚期，外戚暨權臣梁冀與其妻孫壽夫婦之瘋房主義表現如此：「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此外，孫壽還是一個殺人犯，重慶事件中薄谷開來殺人案幾乎是對孫壽的「歷史模仿」。限於篇幅，本文不展開來論述，而簡煉地引證晚清案例以便給出一個歷史跨度感。在晚清，官商身份的胡光墉如同梁冀一樣是典型的瘋房主義者，諸筆記類私史記載其在杭州的宅第云：「文石為牆，滇銅為砌」，「以碗砂搗細塗牆，捫之有稜，可以百年不杇」。其住宅附有特色花園，「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
中國當今社會的封建主義性質由瘋房主義來印證，是本文作者所採取的歷史通俗化手法。而回歸政治資源分配分析，「宗子維城」觀念暨傳統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新恩蔭制度，就是「紅二代」薄熙來一類人興起的基本依托。換言之，薄熙來的超常升擢是一個更廣義的「拼爹」結果。重慶事件之後，需要追問的東西還很多，而不僅僅是對薄熙來王立軍（尤其王立軍）個人品質的口誅筆伐。否則，另外一種版的封建主義必將氾濫成災！
現有統治體系存在比他們自認腐敗致亡黨亡國之虞外的更大危險，那就是即便 「二亡」發生而使諸多現行制度的受迫害者歡欣鼓舞，也未必能使中華民族這個文化共同體解毒於「雙重歷史性」之貽害。一個需要進行深刻批判的非常惡劣的晚近歷史性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禍害。在現代國家理論裡面，馬克思主義是仲裁人模型，即「如果一個社會的階級力量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平衡，那麼國家官僚和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軍隊領袖就可以推行不受資本控制的穩定政策，儘管他們一定會維護資產階級在經濟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很顯然，中國的改革一方面確實強化「政治——軍隊領袖」結構並使維穩方面的大量資金投入成為現實，但是，國企再度強大或曰作為改革成果的最大聚攏體它也以積累了弱化國家仲裁人的能量，從而使「新的資產階級（特指國企系統的管理層）」不僅在經濟生活中有支配地位，而且還擴大了社會不公的灼傷面積。因此，封建主義性質的中國改革處於沒石頭可摸也無力重新選擇渡口的境地。因此，國家治理模式形成了表面馬克思主義、實際精英主義的「兩乎皮「狀態。這種」兩乎」皮狀態在古典封建主義時期的表現就是意識形態說謊，如西周的「天命不僭」對外言說與「天命不於常」的對內惕勵。
即便是在傳統視角下，認可意識形態「兩乎皮」狀態而企望精英政治帶來理性結果（如避免薄左勢之法西斯主義掌權），但封建主義性質嚴重的中國政治仍無法與精英型的國家自治模型要件靠近。因為「統治精英和（或）官僚進行統治」，需要「這兩個群體不受外部社會運動、政黨或特權群體的控制」。抽象中國政治案例，結果無疑是可悲的，比方說薄左勢力的打黑唱紅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頂尖級政治精英，除中共十七屆六位常委讚賞重慶模式之外，負責政治精英選拔的部門領導人甚至說「重慶改革為破解中國面臨難題提供新思路」；再比方說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受到國企以及財稅利益集團阻擊，以至於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也因此而逡巡不前。於此，「新的資產階級」也從特指的國企系統管理層擴展到政府中的財稅利益集團，更廣及公權力體系中可依靠公權力博取巨額利益的行為人。
更可怕的情況則是國家確實已經特殊利益集團化，完全符合「最強的國家治理形式」——「國家官員以自己的偏好行事，同時統治精英的喜好與社會偏好存在明顯差異」。此種明顯的差異在中國社會不僅有底層的「三仇」（仇富、仇官、仇警），而且還有主流意識形態「仇窮」的政治化表達，「新黑五類」（維地異網弱）被認為是美國阻礙中國崛起的工具，儘管此種政治界定受到了良心學者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