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Alan覺得，在中國通過考試拿到駕照，只是整個歷險中最容易的部分，
現在，他將不得不真刀真槍地在中國危險的土地上開車了。
北京市車管所二樓，一間整齊擺滿電腦的房間裡，Alan Paul目不轉睛地盯著屏幕上的交規考題。這位美國《吉他世界》雜誌編輯，正在為獲得一本中國駕照而努力。
這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少題更像曾出現在‘護理員考試’或《軍隊急救手冊》裡。」Alan說。
《華盛頓郵報》撰稿人Keith B.Rich burg甚至覺得，題目應當用於特技替身演員的考試，或者做派往某衝突地區之前，接受惡劣環境訓練的期終評估。
—傷員受腹部開放傷，有小腸脫出該怎麼辦？是把它放回腹腔，不用處理？還是不放回去，並用碗或罐子扣住，外部用布帶包紮？
—如果你要突然從翻轉的車裡跳出，應該往哪個方向跳？碰到地面後，用什麼方式翻滾最好？
「在中國，唯一能和險像環生道路相提並論的就是—得到一本允許上路的駕照。」Alan Paul在《華爾街日報》專欄中記錄自己考試經歷時寫道。
Alan的願望破滅得有些快。答完20道題後，他知道自己沒戲了：一個哭喪著臉的小人出現在屏幕上，83分。還差7分過關。他「挂」了。
Alan之前已經在自己國家—美國—拿到駕照，不過美國駕照在中國不管用。
試題內外的邏輯
其實他比中國的司機已經幸運多了，作為想在國外獲得駕照的老司機，他不需要「樁考」、「路考」，但得應付包羅萬象的交規考試。不過，難的不僅僅是考題。這場「老外考本歷險記」，早在上考場前就開始了—取得科目一考試資格。
在具體操作中，各地交管局將手續資料的辦理細化為不同要求。比如說，深圳規定境外駕駛證的翻譯，必須是區級以上公證處經過公證的中文翻譯文本，或者在深圳工商註冊的翻譯公司的文本。
28歲的英國人Egon則選擇委託所在北京外企服務集團（FESCO）代為辦理，花人民幣1100元，把必要證件交上去，將外企服務集團給他的550道題背得滾瓜爛熟就好。
當然，還有另一種秘而不宣的方式。美國人David在辦理中國駕照時，獲得了一位朋友的「幫忙」。考試當天，他帶著一位中國翻譯前去，而真正在攝像頭和監考人員面前進行考試的，是那位翻譯。
採訪中一直用英文表述的他，說到這兒突然蹦出兩個中文詞：「潛規則」和「鑽空子」。科目二三的情況也差不多。儘管無需參加，但對於車內貼紙條、方向盤進退口訣「右2，左4，右2」等中國式「駕考秘籍」，外國考生們也頗有耳聞。
這些秘籍確實起了作用，報導曾援引江蘇南京某駕校校長的話說，（在新交規尚未實施前）科目一考試一次性通過率曾高達85%~90%，科目二、三一次性通過率也有70%、85％左右。
而在諸如英國，一次通過率只有大約42%。
開車要「即興發揮」
文章開頭首戰失敗的Alan兩週後再度來到當地交管所。像上次一樣，屏幕彈出一個小人—不過這次是笑臉，通過了。
他只興奮了一小會，便很快就意識到：剛剛過去的只是整個歷險中最容易的部分。現在，他將不得不真刀實槍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車了—經歷了細緻嚴苛的交規考試後，老外們即將接觸的中國，和考題正確答案要求的那個，截然不同。
比如：超越其他車輛時，駕駛員應該：A.從左側超車；B.從右側超車；C.兩側均可，視情況而定。
在《尋路中國》一書裡，作者何偉判斷，這道題三個選項都正確，而不是只有一個。他寫道，每個中國駕駛員似乎都「剛剛從胡同裡解放出來」，他們熱愛突然加速、超車，無論山坡上、彎道處，還是隧道裡。
何偉還抱怨過中國司機不開車頭燈。書裡說，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北京依然禁止夜間使用車燈。1983年，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訪問紐約，會談中他知道了，天色暗淡時曼哈頓的駕駛員要開燈行車。回國後，陳便要求北京司機也這麼做。但是，很多中國司機仍只在夜間才開車頭燈（雨天、霧天或者光線暗淡時都要開車頭燈）。
不過，現在車頭燈的使用習慣已經矯枉過正，另一種「馬路殺手」出現了—「燈霸」，形容的是那些濫用遠光燈的司機們。Egon說，在英國，這樣會被認為非常無禮且無知，「別的司機甚至會大聲斥責你，問你從哪裡學來的糟糕技術。」
對於這些開車風格，何偉形容，「即興發揮」吧。
Egon還曾目睹過在高速公路的快車道上，一輛車毫無預示突然停下—中國司機開門下車，悠悠然然把鞋子脫在一邊，扭開礦泉水喝了起來。
中國司機開快車也讓老外們無法忍受。已經有14年駕齡的瑞士人Hans之前曾辦理臨時駕照在北京開過3個月的車，那段經歷讓他難忘。「在瑞士，超速罰款高昂，我必須時刻警惕超速。但中國太多開快車的了，比如奧迪。」
後來，Hans沒有去考駕照—比起「護理員考試」或「軍隊急救手冊」類型的交規題和危險的中國街道，他選擇了自行車。
只是，不知道北京大霧的這些天，他有沒有後悔。
當老外撞了人
即使學會在試題之外的中國開車，還有另一套看不見的規則。
2008年一個上午，美國人David開的車撞人了。被撞的正是警察。David車的保險槓碰到了前行的摩托車，車上兩名警察相應倒地。他非常緊張，馬上打電話報警。
不出幾分鐘，20多名警察來了—出事地點是一個派出所門口，來的正是所裡的警察，後來他發現這兩個受傷的也是。
警察們把他團團圍住，大聲說著方言，車當場就被扣了。
兩名受傷的警察被送去醫院，David和稍後趕來的司機開著另一輛車也去了。醫院裡，他看到這兩個人在病床上苦苦呻吟，他很擔心。
好在，當天醫院報告顯示，兩人身體並無大礙。根據規定，David只需拿著報告和其他事故資料，跟這兩名傷員一同到交警大隊協調科簽字，就能拿回自己的車。
David鬆了一口氣，可是從醫院回家的路上，司機告訴他，進門時看到那兩位「受傷的」警察在就診室一邊抽煙一邊聊天。
幾天後，雙方在協調科相見。但其中一個警察拒絕簽字，因為他還要做身體檢查，並且不去醫院做，「我的病醫院查不出來……我還需要一種藥，價格是兩三千。」「有發票嗎？」David問。「沒有，這是我家鄉產的。」
David付了他們所要求的「買藥錢」。他們約定3天後再去簽字。出乎David意料的是，3天後的協調科裡，那位「要藥」的警察又開始頭痛了。
David忍無可忍。「我就像是他們的ATM機。」接受採訪時他這麼說。已經在中國生活了10年的他，想到了中國人的辦法—他在協調科門外撥通了朋友的電話。這位朋友是當地公安局的科長，他告訴David，會給這個派出所所長打電話。
不久，協調科走進一個警察，把那個仍在抱怨頭痛的警察叫進隔壁房間。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爭吵持續了整整10分鐘，「受傷」的警察從房間出來，嘴裡嘟囔一句：「你給我一千，我馬上簽字。」
David立刻交錢。但直到現在，他還不知道那個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那位朋友也沒告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