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要求反腐敗，非自今日始。改革開放初期就有這種呼聲。當時沒有網際網路，沒有微博，這種呼聲只好藉助文學作品發出。
1979年8月的《詩刊》上發表了葉文福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解放軍報》、《文匯報》等報刊紛紛轉載，一些電臺也播出朗誦節目，一時間成為震動全社會的熱點事件。其原由很簡單，此詩針對一個拆遷事件——一位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將軍，復出後給自己蓋樓，不惜下令拆掉幼兒園發出了吶喊。
作者呼籲：我的將軍! 第一次長征，你征服了大渡河，而今天，新的長征，你想過了沒有...你再後退一步，就會變成了大渡河。不!牛金星的悲劇, 決不會重演, 因為人民,決不會沉默! 但願我的詩句, 也化作萬鈞雷霆，挾帶著雄風,衝進你的耳朵，衝進你的心窩，在這新長征的路上,且聽前進的後人, 和前進的法律一道,大喝一聲：「將軍! 不能這樣做!」。
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平民百姓生活水平很低，某些文革中受過衝擊和迫害高級幹部，官復原職以後，以權謀私，在住房、出國等方面近水樓臺先得月，引起了公眾的不滿。這首詩批評的將軍雖然是個案，但恰好傳達了輿情，所以產生了新詩誕生六十多年來不曾有過的強烈反響。
1981年，《詩刊》受中國作協委託，舉辦首屆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評獎，此詩得到的讀者贊成票高居榜首，自在情理之中。當時投票沒有商業因素滲透其中，選票都是靠郵寄，表達的都是真心實意。然而，這首詩獲獎還是遇到了麻煩。曾經擔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文化部副部長、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等要職的作家劉白羽，原先對這首詩評價很高，不知出於什麼背景，他給詩歌評獎委員會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認為此詩「對於維護人民解放軍的尊嚴和榮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並說「此詩發表後不久，即受到中央和軍委一些領導同志的多次批評，引起部隊的廣大同志的反感。」堅決反對這首詩獲獎。
《詩刊》收到這封信以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然後，給作協黨組打了一個報告，報告開宗明義說：「我們召集編輯部同志開會，討論了白羽同志給詩歌評獎委員會的信件。一致不同意信中對《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的評價，強烈要求評委會堅持評選。」他們說，「如果為群眾公認的好詩不能《將軍》不予評獎，這次評獎就毫無意義，建議取消。」他們還地陳述了理由：說明此詩「是在尊敬革命前輩的前提下來批評他們的某種缺點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事業更健康發展，更興旺發達。」
然而，胳膊擰不過大腿。《詩刊》畢竟是中國作協下屬的刊物，必須服從黨組的決定。最後，只好以變通的辦法，將葉文福的另一首詩《祖國啊，我要燃燒》評為優秀新詩，《將軍，不能這樣做》與大獎無緣。葉文福心裏不痛快，有話就要說，於是應邀到一些大學發表演講。演講內容又被上報到中央。鄧小平說：「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這下子讓葉文福陷入了沒頂之災。他是軍人，在單位日子很不好過。據他回憶：「床被專案組辦公室的人佔領著，夜裡不能睡，一輪一輪的檢討，永無止境的深刻，逼得我動用世上最可怖最醜惡的詞彙來誣蔑和侮辱自己。我已經活不下去了，為了維護作為人最起碼的尊嚴，我時刻想死，時刻在想以什麼方式死，在何時何地死合適。」直到1986年，他以副營職幹部轉業到北京煤炭幹部管理學院。然而，葉文福在高級幹部中也有同情者。他所在的工程兵副政委劉月生將軍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1982年葉文福壓力最大時就當面安慰他：「不就是寫個檢討嗎？寫就是了。叫怎麼寫，就怎麼寫。我們都寫過檢討，不也過來了？」到了2006年，已經90歲高齡的劉將軍再次遇到葉文福，特意對他說：「不，你沒有犯錯誤，犯錯誤的是那個時代！我今天就是專門來看你的，就是專門來對你說這句話的！」
劉將軍說這個話是有底氣的。因為他本人行得直，做得正。他和夫人王世昌晚年節衣縮食，捐款20多萬元，在河北順平縣常莊修建希望學校。王世昌幾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餐餐都和工人一起喝稀飯、啃饅頭。為了省錢，工地上的廢水泥袋、破紙盒，都要撿起來賣破爛入賬。學校建成後，他們每月從離休金中拿出1200元，建立獎勵基金。他們讓學電腦的孫子自費到學校去幫助安裝調試電腦，而且特意交代：「不許吃學校的飯」。
與受挫的葉文福相比，另一個反腐青年陳愛武運氣較好。他是國營飯莊豐澤園的廚師長，因為廚藝超群，成為工會系統表彰的全國勞動模範，共青團系統表彰的新長征突擊手。當時國家商業部是餐飲業的主管部門，部長王磊是這一行業的最高首長。他從1977年以來，到豐澤園吃「客飯」有據可查的達16次。其中1980年兩次，菜價為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部長光顧，書記、經理往往親自下廚，選派名廚師，精心製作，中華煙、茅台酒，各種最佳風味菜，儘管往上端。來豐澤園佔便宜，不只王磊一人，某領導夫人光臨，飯莊按實價收了幾十元錢。不料，服務局某局長第二天就跑到飯莊來說：某夫人來了電話，告你們飯莊算錯了錢。你們重新算算，把多算的錢退回去。飯莊領導只好將所收款的三分之二退給了這位夫人，並表示歉意。面對這種現象，陳愛武嚥不下這口氣。他找到飯莊黨支部的幾個委員商量怎麼辦，他們答覆是：「這些事咱們沒辦法，管不了啊！」他又到北京市服務局上訪，答覆是：「這個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辦！」最後，陳愛武在1980年7月12日向中紀委寫了一封揭發信。中紀委收到信後，立即派出了調查組前來調查，確認揭發屬實。中央領導人就此作了批示。10月14日，中紀委發出通報，批評商業部長王磊在飯店吃喝不照付費用，對陳愛武同不正之風進行鬥爭的精神予以讚揚。
25歲的《中國青年報》記者馬北北獲知了這一線索，向副總編輯鐘沛璋作了匯報，鐘沛璋派她和一名老記者前往豐澤園採訪各方人士，掌握了王磊在豐澤園飯莊吃客飯留下的記錄和菜單。寫出稿件後，送中紀委審核，批示「同意發表」。於是，在中紀委發出通報第三天的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發表了通訊《敢於向特權挑戰的人》，並配以社論《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氣！》。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轉播，《人民日報》轉載。
面對輿論壓力，王磊立即向中紀委檢查，承認陳愛武的檢舉確有其事，「確實是特權思想作祟。除深刻檢討，堅決改正，並如數補足錢之外，請求給予黨紀處分。」同時，寫信給北京市第一服務局：「我確實多次到豐澤園飯莊吃過飯，今年以前的次數記不得了。今年有兩次。為改正不正之風，已去信豐澤園飯莊，請他們查清我所有吃飯少付的價款，通知我，我當補足。同時，請你們協助我查清，我在各飯莊吃過飯少付的價款，通知我，我也補足。」10月19日，王磊把1979年和1980年在豐澤園的飯費如數退還。接著，糧食部一位副部長也打電話給民族飯店說：「由於和飯店住得近，常去吃飯，如果有收費不合理的地方，請你們查一下，馬上把錢送去。」
對於《中國青年報》點名批評現任政府部長的做法，高層也有爭論。此後，除了已經決定要下臺的高級幹部外，在位的部長級以上高級幹部，再也沒有受到過這樣指名道姓的輿論監督。當時還沒有微博，通過公共媒體反腐，實際上由此劃上了句號。陳愛武只能算是慘勝。
此後的三十年，輿論監督和監督輿論一直在掰手腕，前者往往掰不過後者。如今的官場腐敗愈演愈烈，不論從深度上，還是廣度上，與當年相比，都已不是一個量級。中央領導人終於提出了要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的問題。籠子不同於箱子，它應當是透明的。只有開放輿論，才能讓制約權力的籠子透明、堅固、有力、有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