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夏斌「中國改革」系列專欄的第二篇，上篇為「頂層設計已迫在眉睫」。文章僅代表本人觀點）
要研究「頂層設計」，必須要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有個準確的把脈。
十八大報告是這樣指出的：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發展的本質要求是科學發展。科學發展是主題。科學發展的主線是轉變發展方式。要轉變發展方式，立足點是提高質量與效益，主攻方向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關鍵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應該說，這一系列的語言、邏輯是極其的簡明、清楚。
但是，具體怎麼下手？改什麼？十八大報告是分別從三個角度進行了概括闡述。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部分，純從經濟方面指出，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創新戰略，三是結構調整，四是城鄉一體化，五是提高開放水平。
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的部分，從民生與社會管理角度實際上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角度指出：一是辦好教育，二是推動就業，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進社保建設，五是提高人民健康，六是創新社會管理（此點不屬經濟內容）。同時，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部分，從討論生態文明必然涉及的經濟問題又提出，要優化國土空間、促進資源節源、加大生態環保力度及相關的制度建設。
以上，是執政黨從執政的政治理念出發，分別從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和生態文明三個角度，對從根本而言本屬於經濟發展與改革自身的各種問題，提出瞭解決的方向、要求與承諾（但沒有量化的指標要求）。如此著筆闡述，這是執政綱領寫作方法的一般需要。這裡且不說結構調整、城鄉一體化、創新戰略、提高開放水平等內容本屬經濟改革之題，就是解決民生中的收入、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無不樣樣都涉及經濟問題及其體制改革。
因此，面對如此之多的問題，如果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經濟角度出發，如何梳理其因果邏輯關係？如何釐清中國經濟不可持續發展中各個問題的脈絡，從而防止「眉毛鬍子一把抓」，找到「抓手」或「突破口」？可以說，這是決定中國未來改革成敗的大前提。
從經濟學出發，其實目前人們經常議論的經濟中各種各樣問題，都可以從以下三種或四種重大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歸併、把握。即從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結構調整這一「主攻方向」或人們常說的「深層次體制問題」入手分析，從中可以發現，現實經濟暴露的各種問題現象，無非有的是下述重大結構扭曲的衍生結果，有的是重大結構扭曲形成的動因。
一是按國民生產總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來投資、消費、淨出口比例嚴重失衡。其突出表現是，2003-2011年GDP增長中年均約50%來自投資的推動，消費不足特別是消費中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嚴重偏低。該佔比從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僅為33.8%，竟下滑了12.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傾向從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也下降有10個百分點。有學者指出，由於收入不公，中國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費傾向只有62%，窮人的消費傾向是92%。即如果剔除10%窮人部分的消費數據，主體消費傾向的下降速度會更快。
二是按國民生產總值的生產法角度分析，近10年來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協調。隨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進展，在第一產業比重穩步下降的情況下，2002年到2008年七年中，第二產業比重穩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個百分點的同時，資源節約、耗能少、具有勞動密集型特點的第三產業比重卻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後出現了恢復性增長，到達43%左右。
三是按國民生產總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嚴重失調。一是居民薪酬收入佔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期間一直呈下降趨勢，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個百分點，年均降速2.3%。期間，2004-2007年該比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達4個百分點，是快速下降的時期。2008年因經濟普查等統計原因，該比重新出現了上升，但2009-2011年又由46.62%下降到44.94%，下降了1.68個百分點。二是經過再分配後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下降速度進一步加劇，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個百分點。企業收入比重大體保持穩定，2008年後出現上升。而政府收入比重卻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卻上升到21.28%，兩者相差3.75個百分點。
四是從國際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來出現了中國總儲蓄遠遠大於國內投資的不協調現象。最為突出的2007-2008年，國內儲蓄率達到異常的高度，平均為GDP的53%，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例兩年平均高達9.6%，創歷史記錄。
以上是從四個不同角度，極簡略的分別概括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特徵現象。可以說，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各種結構矛盾與問題都被包含其中並從中可得到解釋。那麼，今後的改革具體應從何著手、又如何推進呢？
作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對這四種扭曲結構之間的關係有個正確的認識與判斷。下面的一系列分析表明：這些經濟結構既是相對獨立的，又是互相聯繫、互為補充和因果循環的。每一個扭曲的結構只是中國當前「不可持續」經濟體總體不同側面的反映。我們只有在瞭解了這四種結構之間的互相聯繫、補充及因果關係後，才能在統盤謀劃改革時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尋找到改革的「抓手」。
如果先從支出法角度分析為始點（以生產法角度或收入法角度分析為始點同樣可行），為什麼近年來居民消費率逐步下降？眾所周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劇下降，其次是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相當部分人因擔心社會保障的不穩定，有點積余不敢消費，引起了消費率的下降（回到了收入法的結構分析）。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計，兩因素的權重分別佔75%和25%。此分析表明，要扭轉此局面，問題直指收入分配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改革。
為什麼近年來居民收入未隨著GDP的不斷增長而增長？或為什麼居民收入趕不上政府、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
在農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本應全部歸屬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絕大部分被政府與企業所獲。2001年-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由0.13萬億元增長到2.7萬億元，增長了19.9倍。但是農民通過征地和拆遷補助和失地補助兩項，僅獲得土地出讓收入的37%。2010年遼寧、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補償費佔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別低到不可想像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慢的主要原因，一是上述已分析的薪酬收入偏低。二是財產收入在下降。股市下跌，儲蓄是負利率損失。1996-2002年中國平均真實利率為2.93%，2003年至今，平均真實利率是-0.3%，8年的96個月裡有52個月處於負利率狀態。有人測算，2011年通貨膨脹稅高達1.5萬億元。真實利率壓低1%，消費增長率將下降0.287%。三是過去幾年快速發展的傳統製造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國企壟斷問題嚴重，分紅制度又不健全，且資源稅等要素價格便宜，刺激了第二產業的不斷擴大。而能促進就業、以普遍提高勞動者薪酬水平為特徵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服務經濟的發展，在各種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顯的抑制。自然，生產中生產要素配置中資本與勞動力明顯的強弱地位，直接決定了要素分配中利潤與工資的明顯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要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慢的局面，問題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的改革、國企的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等。
又為什麼產業結構會扭曲？就第二產業與服務業關係看，一是稅收問題，所以目前正在進行「營改增」的稅收改革。二是又回到收入法分析，是由於政府收入增長過快。過去幾年來，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並以此為槓桿，高倍撬動了金融資源，放大了資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產業的投資。特別是壟斷性央企，分紅比例又極少，更有條件以獨佔的各種優勢，通過不分紅或少分紅，以積累的大量利潤和巨額資本，撬動巨額的信貸資金，並實施多元化經營（包括以國企獨有的壟斷優勢進行大量的非主業投資，獲取利潤，如在金融領域），以不斷推動上述支出法分析中的高投資水平，形成了生產法分析中的產業結構的重大扭曲。三是與此同時，我國對民營投資服務經濟的限制卻又過多、門檻過高，資金難以進入。四是利率、匯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滯後，再遇上前幾年不可忽視的外部需求繁榮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更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加快擴張。此分析表明，要想徹底扭轉此局面，解決的措施不可能是單一的。問題直指稅收改革、國退民進、落實新非公36條、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改革。
而又為什麼中國總儲蓄曾異常高於投資率？長期看，扭曲的收入結構、支出結構和生產結構再加上資本價格、資源要素價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榮因素，必然會導致前幾年國民生產的大量產品與服務，除供應國內部分消費、大量投資外，必然表現出大量的淨出口，或者為經常項目異常的高順差。2007-2008年兩年經常項目順差分別佔GDP的10.1%和9.1%（2011年降到了2%左右）。
歸納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第一，四種結構分析方法中的每一種分析，只是分別從國民經濟總體不同的單一側面，對不同的經濟關係、以特定的經濟範疇，反映了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問題而已。
第二，如果以靜態的、分別的視角並列、匯總四種方法的分析，經濟運行中似乎存在同時並列、相互無關的結構扭曲問題。但是，如果以動態的、互為聯繫的視角分析，它們之間卻又是相互關聯的。其中，有的就是因果循環關係，有的還存在一定意義上的互為因果關係。因此從總體看，國民經濟運行中的結構矛盾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並不是一一孤立的存在。任何一個扭曲的結構矛盾，要想單獨予以解決，已是不可能的。
第三，從以上著眼於實體經濟運行中複雜結構關係分析中同樣可發現，相關結構問題的形成動因又不僅僅侷限於實體經濟本身。其它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國經濟正處於轉軌過程，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機制儘管在改革，但由於改革的不到位，扭曲的市場信號對經濟結構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傳導與推動作用。二是與要素價格扭曲相配合，體現政府管制意圖的稅收因素、市場准入限制因素、國企壟斷因素和各種資源價格低廉的因素，同樣對經濟結構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傳導和推動作用。歸結這二者的討論，從中可以發現，要糾正扭曲的結構，僅靠經濟體自身的運行是解決不了，必須要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渡干預，要重新討論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合理邊界問題。
第四，上述分析同樣表明，全球危機後中國主動或者說被動地啟動了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戰略性調整，肯定是有利於恢復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有利於促進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而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健康發展，也會促進中國經濟收窄「結構失衡」的缺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