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摸這些石頭沒有用了：毛的每一次運動及華國鋒上臺都是抓犯政治錯誤的官僚開始、而江胡習則是從抓犯經濟錯誤的官僚開始，事實證明這些只是做政治上的崇高秀或做經濟上的廉政秀，做給老百姓看的，並不是要在治國上有所作為。
既然前面做的秀都沒用，後面的秀豈能有用？
只要我們想一想就能夠看到，這塊石頭還可摸摸：當年鄧邦趙卻不是做崇高秀或廉政秀，而是從改變某些制度著手，改變人們的習慣性思維和行為，這才有了八十年代的小段中興。
所以當我看到避實就虛、避重就輕、避急就緩地吃點自助、抓幾個貪官、送幾袋年貨時，我就相信消極強硬維穩為其首選。
還是讓大匣我開導一下，當年亞歷山大是怎麼解開那個神俞之結的？不就能想出既不直老路又不走邪路的治國的辦法了嗎？今天要防的老路不只是
重回文革，誰敢回去再來一次天下大亂？今天最該防的老路就是無視法律壓制公證的消極強硬維穩。
其實今天腐敗難治的根子在於缺少監督和法制不舉，法治是不能丟的，中國封建王朝幾千年，表面上是尊儒術，內裡頭卻特別在意自己的王法，那可是王朝存在的標誌啊。腐敗難控的關鍵也在於法治不舉，而法治不舉並非是打擊不力，而是保護不力！
為何說不是打擊不力而是保護不力呢？理由很簡單，中國地盤太大，天高皇地遠，皇帝那長鞭也擊不到地方啊，而地方民眾、輿論監督才能有效扼制地方官的全面腐敗。如果法律對媒體和民眾監督地方官僚的保護得力，中央還會傻乎乎蠢兮兮地為鄉村貪官背書？這也太出高官們的醜了！
其實，薄熙來貪得再多也少不了百姓身上的衣服，這你們清楚，要不怎麼看著薄侯從大連一直貪到重慶而不管？
而地方官員的普遍貪腐敗卻是直接奪百姓的飯碗哦。今天官民矛盾如此突出，黨的群眾基礎基本消失殆盡，都他娘的地方官惹的禍。
如果我是西朝鮮的皇帝，我的辦法很簡單，不用打擊在半天空大撈的高層官僚，只要打擊在地面上搶百姓飯碗的地方貪官污吏。
我的治國之策就是：既不動統治根基又保證百姓和民企有奔頭，再整出一個八十年代的小中興。
我的辦法：廢除牢教法、不限制上訪，以保護民情能上達；和高官們制訂法規落實並保護媒體對市、縣、鎮鄉、村這幾級地方政府的監督權，保護媒體和民眾對地方貪官污吏的揭露權；把省縣公檢法直接收歸中央管，公檢法可以聯手辦案，形成一個「民眾不斷地監督、媒體不斷地揭露、法院不停地審判」的循環。
當年宋神宗和大臣談及治國時神宗看到了治吏的重要性，而大臣卻堅持皇帝和士大夫治民的根本，那麼我就來一個皇帝和上卿治中下層官吏，一個中國特色的利民善政不就搞成了嗎？
中國式左奴憤們罵西方的選舉，最終還是有錢人統治老百姓。從大的概況來說，中國式左憤這樣認為就對啦，但是具體的過程卻不是富人直接治民，即美歐日本是「總統和富人共同治吏」，再讓吏們在媒體的監督中管理社會細胞的運作；而所以我說的卻是「皇帝和上卿（省部級以上高官）共同治吏」，再由吏們在媒體的監督中管理社會細胞的運作。這樣既讓民有自由和尊嚴，符合普世價值，又和西方不同自成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