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避免的是，每次到印度，總會有人讓你對印度和中國進行比較。我這次的印度之行也不例外，但我覺得，把比較範圍擴大至印度、中國和埃及這三個國家會更有啟示性。印度的中央政府較弱，但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公民社會，其社會各個階層都湧動著各種選舉和組織。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其公民社會相當脆弱，當然，中國公民社會的表達慾望明顯地正在變得愈發強烈。唉，埃及的政府和公民社會都很無力，其公民社會被壓迫了50年之久，不能進行真正的選舉，所以才會被該國唯一具有組織動員能力的組織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輕易切換了其革命軌道。曾經，該組織能夠在埃及唯一的自由空間，也就是清真寺裡，進行組織活動。但這三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擁有數量龐大的30歲以下的年輕人，即「青年膨脹」(youth bulge)。該群體通過科技建立起越來越緊密的聯繫，但在教育水平上差異很大。
我的觀點是：在這三個國家中，能在21世紀獲得最蓬勃發展的，將是最成功把其「青年膨脹」轉化為每十年都能帶來回報的「人口紅利」的那個國家，而非每十年都會被點爆的「人口炸彈」。這樣的社會會為更多年輕人提供他們所需的教育、工作和表達機會，以實現他們的全部潛能。
《怎樣》(How)一書的作者、LRN公司（在印度有運營中心）的首席執政官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稱，這一競爭是關於「哪個國家能促使和激發更多年輕人來幫助實現更廣泛的社會繁榮」。他說，「領導人、父母和教師應該創造出良好的環境，讓年輕人能夠踏上一個探索之旅，不只是尋找工作，而是追尋一個終身職業——追尋遠超他們父輩的更好生活。」在一個無法創造這樣環境的國家，其年輕人不僅會失業，而且會不再具備就業素質，他說，「在這個相互連通的世界裡，他們會失去聯繫，絕望地看著別人強化求知慾，實現潛力。」
如果你的國家擁有強大的政府或強大的公民社會，那麼你的國家就有能力迎接這個挑戰。如果你的國家兩者都沒有，這就真的有麻煩了，這也是埃及處境艱難的原因。在為年輕人提供教育機會、基礎設施和工作機會這方面，中國處於領先地位，但在給予自由和激發求知慾方面，中國則處於落後地位。印度是最有意思的例子，主要得看，該國是否能夠提高治理水平，並讓其腐敗問題得到更好的控制。在印度，人們對更高的社會地位有著強烈的追求欲，女性尤其如此。我在上週參加了能源和資源學院(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畢業典禮。12個獲得優秀畢業生稱號的學生中有11個是女生。
「印度今天有5.6億年齡在25歲以下的年輕人和2.25億年齡在10到19歲之間的青少年，」印度人力資源發展部國務部長沙希·塔魯爾解釋道。「所以，在接下來的40年中，我們將擁有較為年輕的勞動年齡人口」，而中國以及廣大工業化國家那時已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塔魯爾說，中國現在的人口平均年齡是38歲左右，而印度是28歲左右。在今後20年中，這一差距會進一步加大。這可能會為印度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只要我們教育好年輕一代——為一些人提供職業培訓，為另一些提供大學教育，讓他們有能力抓住21世紀的全球經濟機遇，」塔魯爾說，「如果我們做好了，印度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幹。如果我們失敗了，沒有什麼比無業失意青年更糟糕的了。」
的確，在印度的農村地區，一些不滿的年輕人正在轉變為毛派分子。「在我們的少數民族部落中，有一些人是毛派分子，他們還沒有從現代印度的機遇中獲益，」塔魯爾說。最近幾年，隨著毛派分子將他們的觸手伸向那些被「印度夢」所遺忘的人，印度的625個地區中有165個出現了毛派暴力事件。所以，印度政府當今極力要把貧窮家庭的孩子吸引到學校裡來。印度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午餐計畫，每天為2.5億在校學生提供免費午餐。政府還把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的數量從8所增加到16所，目前還計畫建立14所專注於創新和研究和新大學。
但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印度區的前首席執行官古爾恰蘭·達斯(Gurcharan Das)稱，如果沒有更好的治理水平，這一切都是徒勞。達斯最新出版的書籍是《夜間發展的印度：一個支持強大國家的自由派案例》(India Grows at Night: A Liberal Case for a Strong State)。「躊躇滿志的印度沒有投票的對象，因為沒有人在談論公共利益。我們為什麼要花15年來獲得公正的判決，或用12年來修一條路？（年輕人的）期許和政府執政能力之間的差距相當巨大。我的論點是，儘管政府無能，印度還是崛起了。這是一個關於政府失敗和個人成功的故事。」
達斯所謂的「夜間發展」指的是，當政府睡著時的進行發展。「但印度必須要學會在白天發展，」他說，「如果印度能趕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之前改善其政府治理，那麼我們就會勝出......你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和強大的社會，這樣一來，社會才可以向政府問責。只有當印度社會中最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府，印度才能建立強大的政府，而只有當最優秀的中國官員進入私營部門，中國才能出現強大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