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問題是困擾香港社會很多年的積重難返的深層次問題
數日前，香港特區政府又推出「雙倍印花稅」和商業物業「實時徵稅」的兩新招，力圖壓抑繼續攀升的樓價。這是特首梁振英上任八個月以來第二次出手打壓樓價。兩次打壓的共同方向都是針對樓市炒家。能否見效，拭目以待。
房屋政策信息混亂
住房問題是困擾香港社會很多年的積重難返的深層次問題，也是特首梁振英解決民生問題的重中之重。年初，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解決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這一施政目標值得肯定。可是,解決房屋問題的理念、每年建成房屋的數量和時間表以及如何釋放出更多的土地供應量等，沒有明確表述，不能令人滿意。讓人感覺：解決住房問題，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施政報告後，香港樓市亢奮，新盤一夜搶光；各區二手樓紛紛反價，部分加幅達12%。香港地產股逆市反彈，長實、恆地、新地等股價升至12個月新高。市場預示香港的樓市繼續上升，因此物業炒風重新燃起。
在梁特首施政報告發表前後，均出臺打壓樓價的政策。這確實給人以信息混亂的感覺。
房屋政策沒有創意
梁特首對「居者有其屋」這一香港普遍需求避而不談，其解決房屋問題的施政理念是「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難道在香港，政府只協助中產置業，中產以下的市民，除了協助少部分家庭住公屋、居屋外，大部分住不上私人樓房的家庭,只有住籠屋、房、豬欄和雞棚改建的「廉租房」？
香港究竟如何改變有房市民與無房市民的五五比例，是維持現狀，還是制定目標，逐漸擴大自置居所市民的比例？董特首時期提出每年建屋八萬五，10年內香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是3年。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香港失去了「居者有其屋」的一次機會。梁特首的目標呢？
如果以逐漸擴大有房市民的比例作為解決住房問題的目標，加大房屋供應是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同時，要使無房市民買得起房，對第一次置業的市民給予資助。因為，到2011年2月，香港的整體住宅樓價，已經超越1997年10月的高位，一般市民買不起，也等不到，只能望樓興嘆。
調控需求也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匱乏，只能優先滿足「居者有其屋」的有效需求。新加坡解決住房的政策值得借鑒。
建屋數量沒有建樹
梁特首沒有「居者有其屋」的施政理念，因此沒有為實現這一理念而量化的建屋目標。反之，如果梁特首解決香港住房問題是少說多做，或者只做不說，施政結果是滿足了港人居住所需求的房屋數量，那是智慧的表現。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建屋數量是，未來五年興建75000個新公屋單位，即每年興建15000個公屋單位；加上到2016—17年度起的4年內，落成約17000個居屋單位，再加上私人發展商建房，香港每年可提供公私營單位37000—28000個。這個數量，沒有比曾蔭權時期增加太多，也不及董建華時期85000個建屋目標的一半。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在2018年起的5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至少100000個單位，即每年20000個為產量目標。這似乎符合房屋建築的週期，但這是跨越特首任期的期票，誰能保證其能連選連任？潛台詞是，我連選連任，才能實行這一目標。
土地供應量≠可建房屋數
常識是，有多少土地供應就可建多少房屋。實際上，可建房屋數量不完全由土地供應量決定，因為還有舊區改造適度增加地積比率，工業廠房、政府辦公用房和宿舍等改變用途等，都可增加新建房屋數量。梁的施政報告中有此思路。
既然這屆政府把解決房屋問題作為首要任務，就應修改或調整某些發展規劃，多建大型住宅區，如西九龍住宅區、紅磡舊機場住宅區等，將文化娛樂體育場所作為它的配套設施來新建，而不能像有的地方新建的奧運場館、大型文娛中心，使用率很低，還要花巨資維護。梁的施政報告中沒有明確的思路。
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如果香港一半的家庭都不知道何時能實現居者有其屋，施政者卻在侈談什麼愛國愛港、繁榮穩定，這不是很搞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