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年間，有一位名叫王鳴盛的大經學家、大史學家，他精心研究儒經，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經學、史學研究中旗幟鮮明地聲張儒家天下為公、重義輕利的理想，將那歷史上的人物、事件一一置於儒家批判刀俎之上，真是大義凜然，讓讀者肅然起敬。史書記載，說他文如其人，「性儉素，無聲色玩好之娛，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
不過看看和他同時代人昭槤的筆記《嘯亭雜錄》，又會發現這位大學者的另一種顏色。筆記裡說他出身貧寒，功名心極其強烈，當年每到富人家裡做私塾教師，慣做一種憑空摟抱動作的體操，說是要摟一點這家的「財氣」。當官後凡涉名利二字，無不「急吼吼」去爭。可惜的是他為文才所累，被派到最為清苦的翰林院任職，外快實在太少。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出外省主持考試的機會，就明裡暗裡地索要賄賂，穢聲四聞。人還未回京交差，揭發奏章倒已紛紛到部。幸好乾隆皇帝惜才，只用一個「多支驛馬」的罪名，折換為行政處分，降三級調用。又給他換了個更冷落的衙門呆著，最後終究是罷官而去。
昭槤《嘯亭雜錄》裡還說，當時就有人笑話王鳴盛言行不一，而王鳴盛的回答卻很是乾脆：「你們笑話我不過是‘口碑’而已，幾十年後，口碑已沒，而我的道德文章猶在，足以使我名彪青史！」
在今天的官場裡，像王鳴盛這樣用「道德文章」來掩蓋貪腐「口碑」的，實在為數不少。而且那「道德文章」更是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尤其是絕對不會像王鳴盛那樣在不經意之間說破天機。
2008年被判處死緩的原郴州市委書記、大貪官李大倫，就偏好寫廉政詩文。翻翻他的詩文集《歲月如詩》，都是「道德文章」。比如《感懷》：「從政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懷才謀大略，但願清廉歸平淡。平生只念蒼生苦，富民強國求發展。歷盡艱辛終不悔，一腔熱血薦軒轅。」單看這詩，這位官員真要令人肅然起敬的。
後來法庭調查確認，李大倫在擔任郴州市委書記期間，在承攬工程、項目開發、幹部提拔等方面涉嫌夥同其家人共同收受他人錢物合計1404萬多元人民幣，另有1797萬多元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並有一批收受的貴重物品尚未估價。
儒家經典《左傳》裡引用魯國大夫叔孫豹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所謂「不朽」，就是具有了被後人長期紀念的聲望。這個「三不朽」的提法後來就被認為是士大夫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
可是孔夫子又主張「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裡仁》），用今天的話來講，具有高階位道德修養的君子應該是低調的，應該是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來體現出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應該自吹自擂的。那麼在沒有大眾傳媒的古代社會，如何來讓社會大眾廣為知曉並且達到「不朽」呢？「立功」比較容易表現出來，可是士大夫並不一定在可以「立功」的位置上。因此「三不朽」裡，實際上只有「立言」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寫上幾本宣揚儒家道德觀的書籍，就可以長久流傳，王鳴盛就是說穿了這個秘密。
那麼在大眾傳媒已經極其發達的當今社會，為什麼還會出現用「道德文章」掩蓋糟糕「口碑」的現象？是不是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道德文章」總是輿論的主導力量，而「口碑」總是沒有辦法被記錄和傳播？我們如何能夠不被歷史上或現實中形形色色的調門極高的「道德文章」迷惑？這是直到21世紀的當代仍然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
